读过 私人生活的变革 🌕🌕🌕🌕🌑
本书通过对中国东北黑龙江下岬村的在89年到99年之间进行的几次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探讨了在1949-1999的半个世纪里，村庄中私人生活的深刻转型，并犀利的指出国家在家庭变迁中所起的关键角色。

这半个世纪，大致可以分为集体化时期和非集体化时期。集体化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摧毁了传统宗族的社会构造和伦理模式。而随后的非集体化时期的经济发展，受益者又是当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两相作用之下，农村私人生活出现全方位的变革：宗族势力削弱，亲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父母与成年子女住一起的主干家庭模式逐渐被核心家庭模式取代；家庭中的权力转移到了年轻一代；家庭中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女性重要性上升，妻子当家的比例相当高，丈夫开始参加家务；结婚从长辈做主变成自由恋爱，订婚后结婚前性行为逐渐成为常态。住房条件逐渐变好时，年轻夫妻开始有了私人空间；他们结婚后急于分家，带走的原生家庭的财产越来越多；结婚时的彩礼越来越高，成为又一种从家长那里转移财富到年轻家庭的方式。经济的转移伴随着权力的转移：老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代际冲突中老人完败，虐待老人的事情发生的越来越频繁。由于计划生育，子女减少，父母权威丧失，而国家仍然依赖传统的养老机制，造成老人要么讨好子女，要么独立单过，孝道衰落。在两个夫妻一个孩子的核心家庭中养大的孩子，就更加自我为中心，既要父母无条件的经济支持，又要求独立自主。

虽然没有着重讨论私人生活变迁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的表明，自我为中心的一代，对公共生活并不热心。“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

作者的分析引向了这样一个结论：下岬村“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所有的结论都是基于对一个村中的观察，但这一个安细节丰富。与其他更大规模的（宏观但简化）研究，共同见证中国的变迁。

作为也是北方农村长大，90年代末离家求学的读者，下岬村的诸多变迁让我感到熟悉。我的家乡发展轨迹也大致如此。如今，距此研究又过去了20余年，我的家乡的变化有如翻天覆地——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地缘乡情进一步松懈；核心家庭的孩子都以成人，担负起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政策与市场的力量从未停歇，它们共同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私人选择与道德世界，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