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与晚明艳情词研究

刘锋焘教授：晚明文化与晚明艳情词研究序
青涛《晚明文化与晚明艳情词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心中感慨万千。这个序，本应由我和青涛共同的老师刘扬忠先生来写，但刘老师已于去年作古。每每想起，不由得唏嘘不已。于是，便由我来写一点文字，纪念我们珍贵的师生情缘。
十多年前，青涛跟我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唐宋文学。因我主要研习词学的缘故，他也就将学习的主要方向放在了宋词方面。毕业后，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教中国古代文学课程。2008年，博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随我的博士后导师刘扬忠先生，进一步研习词学。博士论文便写的是明词。博士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师大工作，而后，又来陕西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青涛为人朴实诚恳，无有机心，做学问也是没有任何花花肠子。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近乎“赤子之心”的品性，虽然在目下不一定合乎时俗，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也不一定有好处，然而我却很喜欢。
青涛这部书，研究晚明艳情词。当今词学界，明词的研究已不再像一二十年前那么冷落，已出版了如张仲谋先生《明词史》等重要著作。但从一些具体角度分类研究的有分量的论著，似乎还未见到。因此，青涛选择艳情词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艳情词本是词的传统特色，但明代前期思想禁锢，遂使艳情词成为一种禁忌，人人避而不为。至晚明，才又重新复兴。这一落一起背后，有着复杂的意味。可以说，艳情词就是词衍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对理学兴盛的明词，尤其如此。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明词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精神的演进。就这一点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因作者对材料很熟悉，所以分类很细，具体而有据。为了说明明代艳情词的发展，作者对明代艳情词数量及其在当时词作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认真的统计、计算：元末明初为16.8%，明前期为12%，晚明为23.58%，通过此数据，可以看到晚明艳情词于整个明代词而言，确实呈现出“复兴”之势。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晚明不同时期艳情词的创作情况进行了分析，从正嘉间的16.39%，到隆万间的19.07%，再到启祯间的27.94%，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显然，晚明艳情词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明词总量约有二万四千余首，若非花费一番功夫，是无法清晰揭示这一点的。
在此基础上，该书将晚明艳情词众多作品概括为两性之美、闺怨、艳遇相思三个主题，分别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展示了其“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的特点，可谓抓住了晚明艳情词的时代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晚明艳情词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其作者所处的历史困境。一方面，他们觉醒之后，更在乎自身当下的生命之乐。这种乐，其实包括人生各种乐趣，道德之乐、功业之乐、声色之乐、山水之乐、隐逸之乐等等；但另一方面，晚明混乱的政治环境及社会风气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功业之一面，走向自我放纵与适意。而国事日非的格局，又令他们不能安心于自我的世界，于是乎，他们的艳情词中也蕴含着有如晏几道那种“欲将沉醉换悲凉”（《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的苦楚与无奈。这使我们了解到，晚明艳情词并非完全是情欲放纵之后的产物，其实也是特定时空、特定人群人生苦闷情怀的变相书写，其复杂意味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明代世风、士风的转变，最高统治者及士人的声色之娱，重情思潮的出现与发展，“本色”之文学观的重新确认与自觉追求，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与思潮，是本书几个重要的关捩。作者抓住这样一些关键点来结构全书，十分到位。在这样的基础上谈晚明艳情词，自然就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全稿思路清晰，文字中又渗透着作者的感情，不是冰冷刻板的叙述，因此可读性很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晚明艳情词的艺术方面的分析，略显薄弱，虽然在分析具体词作时多有论及，但难免令人有零散之感，无法了解其整体达到的艺术高度。文学的研究，虽然社会文化等外围研究重要且必要，但文学本身特质的探究也不可忽视。以后若有机会修改，可增加专论晚明艳情词艺术的章节，以使全书更加完备、圆满。此外，“晚明”、“晚明词”等概念之时间范围的界定与阐述，或可再作进一步的斟酌。
无论如何，青涛这部书稿，是一项令人欣喜的成果。书稿付印之际，正值刘扬忠老师去世一周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将举行刘老师的追思会。刘老师泉下有知，也当会感到欣慰吧！
刘锋焘
2016年春末，终南山下，积翠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