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

“新传统主义模式”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党对于驯服所给予的正面鼓励上”，政治忠诚者得到“职务提升、特殊供应等方式来进行的有系统的奖励”，党官掌握着全面的奖惩和分配手段，以“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提供的系统性的利益刺激”。“党政权还试图全面地改造现存的社会结构”。党在意识形态信箱上不容许发展“个人化关系”，即群众对（下层）具体某官员的依附，但党的统治手法之一导致“领导在实践中都需要发展一套无所不在的由这样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固定关系网”，“积极分子对党及其意识形态的非个人化的忠诚同他们对党的基层干部的个人化的忠诚掺杂了在―起”。其次，“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盛行，“个人利用种种手段绕过正式的规章来获得从公家证明到住房分配等等一系列为下级干部所控制的公私物资和福利设施”，发展到极端，“就成了腐化。但是，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本身造成了物资短缺并在如此大量的法律和分配问题上给下级干部以决定权，因此便也制度性地鼓励了这些私人关系的发展”。因此，“这些社会里在物质、收入、提升机会等方面的分配中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的任人唯亲原则，一个由党来维持的上下互惠关系网，以及一种党所无法控制的千姿百态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