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典校注

《蜀典》共十二卷，其中卷一、卷一〇、卷一一各分上下，實則爲十五卷。以卷一一分上下爲姓氏類來看，卷一二仍爲姓氏類，則其分卷並不是很合理，上下卷之分别形式並不能將類目獨立開來。原書共十一類：堪輿、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風俗、方言、器物、動植、著作、姓氏。堪輿類，考證地名與建築，但偶有歸類不合理者，如卷一之上“楊樸”條，實當歸入動植類。人物類主要記載蜀地所出之名人；居寓類實則即方志之流寓類，但概括並不全面；宦迹相當於考察入蜀人物，但越到後文越類似於考察希姓人物；姓氏類專門考察蜀地姓氏，以較爲罕見之姓氏爲主，多羅列載籍所見人名，往往據其他方志之選舉部分著録科舉中式者。較有特色者，乃風俗、方言、著作三類。風俗與方言類，以語言文字之考據見長；著作類，則以輯佚見長，張澍重點輯録了郭舍人《爾雅注》、蜀才《易注》、譙周《法訓》等書之佚文。他如故事、器物、動植三類，則無甚新意。全書可謂無一條無來歷，其資料原創性較低。雖然多有按語，仔細尋繹之後，發現相關説法皆有前賢首倡。但這些情况並不能掩蓋全書之價值，略叙如下。
輯佚價值。論《蜀典》之功，首推輯佚，這與趙儷生先生對張澍之評價正相吻合。在著作類，張澍主要輯録了郭舍人《爾雅注》、蜀才《易注》、揚雄《琴清音》、譙周《法訓》等著作。尤以《爾雅注》用力甚巨，他從《尚書》《詩經》《周禮》《禮記》《左傳》《論語》《爾雅》《經典釋文》《太平御覽》等衆多著作中，輯録了大量佚文，并按照《爾雅》之編排順序進行排列。儘管偶爾有編排失次之處，仍然瑕不掩瑜。繆荃孫在《<蜀典>跋》中補充了不少漏輯佚文，考慮到當時之書籍收集情况，張澍所做已經值得欽佩了。更何况，在輯佚過程中，他還考慮到了版本問題，會對不同書籍不同版本所引之異文加以説明，更屬可貴。
考證價值。雜抄類著作成書快，往往難有深入考辨，張澍却在這一點做得很好。《蜀典》大量徵引嘉慶《四川通志》，但毫不諱言，糾正了《四川通志》十多處錯誤，他日若整理嘉慶《四川通志》，應當參考《蜀典》。又如卷四“陰化”條，《三國志•蜀志•鄧芝傳》於“陰化”不加專名號，或指丁厷言多浮艷，如婦人之教化綿綿不盡。張澍認爲應是人名。我們發現：《蕭氏續後漢書•音義》卷二明言“丁厷、陰化，二人姓名”，《蜀志•蔣琬傳》亦云“亮以琬爲府掾，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隸續》卷一六《黄龍甘露碑》末云“武陽令陰化”，皆可證“陰化”當爲人名，整理本《三國志》誤。這些考證，都能爲相關著作之研究提供綫索與佐證。
補正價值。方志成書於衆手，往往有采訪不及或遺漏之處。以現存四川舊志來看，在論及職官、宦迹時，往往有缺漏。張澍在編《蜀典》時，發現了保存在《萬姓統譜》中的大量蜀地官員信息。《萬姓統譜》卷帙浩繁，一般人難以見到，今存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還多有闕文，我們以前雖然也利用該書查找人物生平，但尚未注意到其所載資料對方志之補正價值。張澍對《萬姓統譜》之徵引，不僅可以補正四川方志之闕遺，還能體現《萬姓統譜》之多向度用途。
獨具特色之姓氏學。古者姓氏别貴賤，故魏晋六朝以至於唐宋，其學盛行。後來人物繁多，諸多姓氏著作散佚，繼踵者往往只能收集稀有姓氏，以廣軼聞，如明人楊慎《希姓録》、夏樹芳《奇姓通》之類是也。大範圍收録姓氏之書，較著名者有唐代《元和姓纂》，宋代《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書辯證》，明代《萬姓統譜》，清代《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等。在這些著作基礎上，張澍仍長期從事姓氏學研究，集合諸家長處，編成了《姓氏五書》。其中，《姓韻》多達九十九卷，而《蜀典》中姓氏類只是其姓氏學之縮影。張澍基本上按韻編排，每一姓之下先考證此姓源流；然後列舉蜀地此姓之聞人；最後根據相關方志，收録有科舉功名之士子，或有善舉、令德之鄉賢。由於張澍是北方人，他所撰姓氏書往往考察其比較熟悉之北方人物；而《蜀典》姓氏類之成果，可以看作研究南方人物和研究地理專區人物之代表。雖然目前已有不同版本之“人名大辭典”類著作，但它們對相關姓氏書之利用，仍顯不足，這也是張澍姓氏學研究待發掘之處。
總體來説，《蜀典》脱不了史部雜抄類著作之弊端，資料創新性不够。但張澍在編纂時進行分類，加以考辨，且附以輯佚作品，這就使得《蜀典》之價值超過了同類型之《蜀都碎事》《蜀故》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