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新中国”同龄“共产党培养最成功的一代”的知青，他们那被国家所决定的命运，和时代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如今在他们的晚年生活中，依然是清晰可寻的。本片所拍摄这群从1963年到1966年支边新疆的十万“上海青年”，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较于其它知青群体，因其所经受的不一般的磨难，从而使得所谓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就显得格外的深刻。尤其是在经过回城返沪后三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上访维权活动中，他们通过对自身身份的不断地反省和认识，而慢慢体认着他们所代表的这一代人与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登俄乡位于缅甸佤邦第二特区。土改与文革期间，有大量中国人逃到此地。本片关注了两家人在禁毒后的生活变迁。

这是一部奇特的作品。 一个奇特的地方，一群奇特的人，一堆奇特的遭遇。
导演用了6年的时光，深入位于北京城中一个卑微的村落——S访村。她凭借手中的一台DV，与一群怀揣状纸来自天南海北的S访人展开心灵对话，在有限的空间里构建出了一个既鲜为人知，又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真实世界。 片名《京生》取自片中主人公的名字，她出生于母亲老郝来京S访的路上，从此，陪同母亲在京S访长达三十多年。影片讲述了以京生和她的母亲为代表的一群卑微的小人物们的独特遭遇和内心挣扎。影片从S访村的故事开始，摆脱个案，超越抱怨，讲出了所有爬行着的人的命运。全片摒弃色彩，大胆使用黑白影像，取景沉稳有力，节奏沉缓却富于张力。
导演以一个艺术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悲悯情怀，从容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无奈现状和变革时代的复杂人性，既有冷静而客观的观察，同时又饱含着感同身受的真情实感 。影片从边缘群体切入，却不满足于对现状的控诉，也不止步于艺术的疗伤，更不贪恋对弱势人群的猎奇和廉价的煽情。它驱使我们面对内心，面对真实，反思光明与黑暗。
导演阐述
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里尔克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度过这个夜晚，S访村的最后一间小屋就要被拆了。这一夜，废墟间小屋中，人们无限茫然。这不是第一次被抛弃，也将不会是最后一次。清晨，人们仓促离开村庄，没有人知道今夜将落脚何处？但谁也不会离开北京城。
二个月后。人们又在北京城中一个卑微的角落，有了自己新的世界和新的S访村。这是一家老访户开的一家出租店。老郝是店主，S访33年。她的S访案由，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她坚定不移。女儿出生在第一次来北京的S访路上。今年33岁，老郝为女儿取名京生。
关于这个村庄的故事可以编成一千零一夜。
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为此，他们痛苦，哀号，付以青春，甚或生命。他们所有的坚持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赢官司幸福回乡，但他们被一张无形的网，网在了异乡。

我看到他们与自我理解的胜利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我看到他们为了逼近这段距离所贲发的人性的冲突与分裂。在漫长的时光之中，在大都市滚滚红尘的骄横侵掠之下，他们怯弱的背负着难以排解的委屈和期望，在皇城根下一个卑微的村庄中苦度时光。
我理解他们期待、无奈、痛楚、愤懑甚至绝望的复杂情感；我惊叹于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气和力量；我悲哀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胸无点墨却捍卫成通晓宪法的艰辛和酸楚；我敬佩他们历尽人生冷漠和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质朴与善良；我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他们在苦难无法得到消解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他们在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他们总是满怀期待的问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我哑口无言。我从未曾遭遇过他们人生中的荒唐与离奇，艰涩与无望。我既无保护他们的气概也无拯救他们的力度，我没法回答。

他们总是觉得我一个女孩单身闯入他们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他们的目光充满感激和呵护。我羞愧无比。我常常希望能劝慰他们能离开那个村庄，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当他们泪流满面的哭喊着回不去的那一刻，我痛苦地怀疑，自己的劝慰是否损伤他们用全部的身心，以牺牲生活品质、尊严、家乡甚至生命为代价建筑起来的异乡堡垒，尽管它是那么的卑微。
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并不是仅仅想将这个村庄里的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者荒谬纪录进我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我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那个世界的万姿千态来供自我或者他人饭后的谈资。我以为，作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这个村庄的不幸，那么纪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 在上访村，我被迫接纳强大的命运经盘嘲弄出的人生故事。村庄让我看到，生活中永远不能解释出来的尖锐的冲突，以及人们迫切需要理解和解释它的热烈的愿望。远非他们出发时一场简单的司法错误所能解释。我看到，生存困境，如同一张巨网，人们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一旦进入，无法前行也无法后退。出发的动因被肢解，出发的方向渐渐迷失。人们无奈跟随生活错综的冲突，作出一次又一次永远无从解释的选择。如此循环，如此往复，直至被送往一个畸形的村庄。
这种窘境，我既熟悉也陌生。

中国最大童装生产基地浙江湖州织里镇，有18000多个大大小小的童装厂。纪录片主要拍摄了一群来自安徽和河南的年轻工人。长江沿岸的农村青年来这里打工，青春在这个风雨飘摇、极度努力的社会，希望依然存在。

Second part in Wang Bing's documentary trilogy about young Chinese people working in sweat shops.

Wang Bing concludes his monumental Youth trilogy in expansive fashion, giving ever wider scope to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Zhili’s textile factories as they plan to go to their remote hometowns to visit their families and celebrate the festivities for New Year’s break.

台灣在二戰期間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本片以此為主題，努力挖掘和重新整理台灣在二戰期間的隱藏記憶，探索在日本帝國內的台灣士兵、醫生與生活在東南亞的海外台灣人之經歷。全片從兒子對父親的提問開場，透過跨世代的對話、家書、日記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影片，探討台灣歷史記憶的複雜性，以及這一時期存在的各種身分。

1994年，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在演出过程中，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一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使得近288名学生葬身火海。本是教育当局为欢迎上级而设的文艺表演，结果酿成惨剧。10多年来，死难家属始终领不到死亡证，官方也一直没有悼念活动，只强调注意力已从火灾转向促进发展。该片以13个克拉玛依大火遇难孩子的家庭为样本，从不同角度探寻大火背后的真相。

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封闭疗区。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冲动，酒瘾患者……包括他，都将在这里接受强制性封闭治疗。从清醒的瞬间，他们就开始试图挣脱这座囚室，但在这里，挣扎毫无意义。此后，他们将在药物的控制下和不容置疑的规训之下，开始自我反思，它触及灵魂，意志，欲求，思想……

《你好元点》全片六个多小时，由一个五分钟的引子加十章构成。康赫用个人数年累积的影像材料，将整个社会作为片场，以元影像语言对北京和他的家乡小镇进行了连续一年的凝视，和对凝视自身的回望。《你好元点》影像内容均为实录，它涉及广阔的社会画卷与历史隐喻，也涉及个人影像创造路径的自我观看，因而影像记录不再意味着单纯的事实，而带出了影像的事实：世界在影像凝视中的事实，和影像自我注视的事实，意味着世界原有的组织与构造原则失效，它凝合的事实瓦解，但又在影像语法中重新生成富于弹性的全新肌体。
《你好元点》的创作是康赫作家身份的延续，是康赫融合哲学与文学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影像写作。

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因对上访人的状态感兴趣而拍摄，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才完成拍摄。 导演阐述 . . . . . . 在北京南站的周围，生活着被称为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的上访人，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有一个清官出现，替他们鸣冤昭雪。春天来了冬天又去了， 数不尽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道不尽的人世苍凉，命运捉弄，只能化作一丝虔香慰藉那短命的冤魂。
他们依然相信黎明的曙光会照进他们阴暗的桥洞，低矮的窝棚。他们的脚步依然执着…

中国重工业基地沈阳一家大型工厂，工人在破败的休息室休息过后，摄影机随他们来到同样破败的浴室，安静地听完他们对生活的各类调侃（下流玩笑话、喝酒赌钱、某家工厂倒闭之后工人的出路等），又随他们来到车间，听到小组长宣布大伙明天全部下岗的消息。数月过去，有工人返回工厂找寻还可以卖钱的玩意。
摄影机来到某家简陋的疗养院，这里躺着在工作时被污染了的该间工厂的工人，他们一个个百无聊赖，对着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或自己唱歌或看电视台放的歌舞晚会或看毛片，但无论何种“娱乐”，都无法令他们激动，他们基本上不再对生活有要求，关心的只是“公家”可以给多少抚恤金。

《铁西区》导演王兵的新片，片长8小时15分钟，入选第71届戛纳影展特别放映，成为王兵继2004年《和凤鸣》后，第二部进入戛纳影展的作品。这是一部文革题材的纪录片，中国西北部。在甘肃省的戈壁沙漠中，依然沉睡着无数个在六十多年前死于饥荒的骸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都被划分为“极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和明水县的劳改农场内接受改造。影片带领观众与其中的幸存者展开深入接触，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这些陌生人，了解他们所遭遇的不幸及各自的命运。

《疯爱》片长227分钟，详细记录了云南昭通市精神康复医院里男性精神病患者们的生活。

这是导演王兵的第二个纪录长片。影片主要通过主人公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而悲惨的经历。
1949年新中国成立，17岁的和凤鸣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她与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工作。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右倾斗争运动，她的丈夫在某省日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后被打成右派。她受到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
在长达几个月的批斗中，她忍受不了其他人对她的折磨几次自杀未成。晚上她回到家里，丈夫抱着她，眼泪第一次掉在她的肩上。这天晚上爱情的花朵开放在备受迫害、活着比死了更难的她们两个人的心里。
1958年4月，和凤鸣和丈夫分别被强制送往中国西部的两个劳教农场劳动改造思想。她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经历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饥饿、死亡以及人格上的摧残。1960年，她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得知自己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些吃的，冒着大雪赶到她丈夫劳动的农场，然而她的丈夫已经被饿死了。
在之后的20年里，和凤鸣头戴右派帽子，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苟且偷生地活着，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她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劳教农场，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坟堆，然而最终她没有找到。
晚年的和凤鸣不畏惧周围的压力，用笔和泪水将自己痛苦的生活记录下来。
本片2007年在日本山形市举行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国际竞赛单元大奖。

高尔泰，出生于1931年，是一位艺术家、教师、活动家和哲学家，他于20世纪50年代被关押在中国劳工营。qigou.cc这部记录片记录了他一生对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