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与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更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的论点在于：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 “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福柯在本书中运用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手法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指出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针对此“真理话语”，福柯试图从根本上驱除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在《语与物》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知识考古学》此次推出的，是新的中译本。
《知识考古学》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的考古学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的观念史，通过对话语形成与陈述进行分析，呈现作为主体的“人”和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的过程，深入剖析“人之死”的主题，最终建构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

本书是中文世界最为人熟知的福柯作品，自1999年出版以来已售出十余万册。
罗兰·巴尔特说，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福柯称此书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则将《规训与惩罚》描述为福柯的关键文本，认为它影响了19世纪监狱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该书自出版以来，在哲学、政治、历史乃至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它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不仅影响了此后多种重要哲学流派和重要哲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存在与时间》一书批判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把哲学当成知识，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研究的传统。同时抛弃了近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研究中以认识为起点的方法。海德格尔哲学是从人的存在——此在入手，在对“存在”的追问中达到存在的意义的澄明。他在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分析中为现代人的根本情绪提供了一种把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奠基的存在哲学无论在研究宗旨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变。

《物的追问》的作者是德国当代知名哲学家、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马丁·海德格尔，在现当代哲学史上，他以其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_典哲学的研究和先验理论的推进著称，《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被哲学界称为“康德第二书”的《物的追问》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虽篇幅不大，却集中体现了其后期的重要思想。比如其中的附录《恩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达沃斯对话》一文，反映的就是当代西方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之争，深刻影响着一批后世的知名哲学家。

《差异与重复》既是德勒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代哲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批判的奠基之作中，德勒兹创造了大量概念，尝试将自己的观点体系化。他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同一性哲学、主体性哲学的自然哲学，其核心是纯粹差异和深邃重复这两个概念。同时，德勒兹在本作中倚重的思想资源也非常庞杂，既对柏拉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也讨论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类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理论上的巨大野心和思想上的驳杂，使得这部作品即使是在本就以晦涩著称的德勒兹著作谱系中也显得尤为困难和特异。

本书由一座座“高原”组成，每一座高原都将不同的主题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些主题则与众多学科关联在一起。德勒兹和加塔利将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文学、音乐、政治理论、经济学等学科的资源转变、折叠，在此基础上，概念的地壳不断隆起，形成了稳定的地标——高原。散布于书中的“根茎”式的思维方式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因为它已经触动了建筑、文学、舞蹈、电影、新媒体等众多非哲学领域的琴弦。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nfascist life" (Michel Foucault, from the Preface)
When it first appeared in France, Anti-Oedipus was hailed as a masterpiece by some and "a work of heretical madness" by others. In it,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set forth the following theory: Western society's innate herd instinct has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eve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o take advantage of each person's unwillingness to be cut off from the group. What's more, those who suffer from mental disorders may not be insane, but could be individuals in the purest sense, because they are by nature isolated from society.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after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 Anti-Oedipus still stands as a controversial contribution to a much-needed dialogue on the nature of free thinking.

作者在本书中从心理学角度讨论了他的主要哲学范畴绵延（真实的时间）与可量度的时间的分别，以认识自我的本性，从而解决哲学上争论最多的自由问题。

I can't yet trace its proper relations to the aspects of experience of which you do not treat.It needs much building out in the direction of Ethics,Cosmology and Cosmogogy,Psychogenesis,etc. ,before one can apprehend it fully.That I should take it in so much more easily than I did four years ago shows that even at the age of sixty one's mind can grow--a pleasant thought.
It is a work of exquisite genius.It makes a sort of Copernican revolution as much as Berkelet's "Principles" or Kant's "Critical" did,and will probably ,as i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known,open a new era of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It fills my mind with all sorts of new questions and hypothses and brings the old into a most agreeable liquefaction.
——William James(Dec.14,1902)

《创造进化论》是柏格森的代表作，书中提出和论证了"生命冲动"的理论和直觉主义方法论，并对之前的进化论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该书190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提出并论证了作者关于“生命冲动”的理论和直觉主义方法论。该书标志着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完成。

本书完整呈现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2001—2002学年在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的十三次研讨班课程。在“野兽与主权者”的总主题下，德里达从人与动物之差异的维度、性别差异的维度、政治与非政治的维度等等，展开了对于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到海德格尔、拉康、德勒兹、阿甘本等一系列思想家的开创性阅读，同时也涉及对蒙田、瓦莱里、策兰、D.H.劳伦斯等文学家的阅读。在这些炫目的阅读中，考察了种种动物形象——包括狼、鸽子、狐狸、狮子、大象、蛇、海豚、猴子等等——如何一方面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用于证成人的固有性和对于动物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寓言的意义上不断地被各种政治话语所征用。德里达反复指出，在关乎人和动物的边界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表明人们拒绝赋予动物的种种性质实际上为动物所具有，而是表明人们单独留给人性的固有性，事实上也是可疑的、不稳固的。通过动摇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德里达试图解构在人的政治事务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主权”概念所预设的至高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而如何通过思索主权的分割和分配模式来探索另一种政治、探索人民主权的形象、探索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便成为这次研讨班的一个执拗低音。

该书是德里达2002—2003学年的课程讲义，也是德里达生前最后一次讲课的内容。在这一卷讲义中，作者延续了第一卷对于野兽和主权者问题的思想史考察，但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文本之上——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通过来回对读这两个貌似没有多大关联的文本，德里达考察了孤独状态、世界、暴力、无聊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它们影响着人和动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作者向读者展示，海德格尔对于“无聊”的存在论考察为鲁滨逊的故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发，而笛福的小说也为重新探讨海德格尔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德里达在生命末期对死亡、他者等问题的思索，及其与布朗肖、列维纳斯等思想家的对话，为人们理解当代法国思想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系。

《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最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篇提纲（1935年提纲与1939年提纲）和两篇关于泼德莱尔的论文。这些所有遗留的文字即是本书《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在《空间诗学》这本书中，巴什拉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他说：“在家屋和宇宙之间，这种动态的对峙当中，我们已经远离了任何单纯的几何学形式的参考架构。被我们所体验到的家屋，并不是一个迟钝的盒子，被居住过的空间实已超越了几何学的空间。”因此我们所要关心 的不是住屋形式或舒适与否的分析。易言之，建筑学就是栖居的诗学。书中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对于亲密空间的描绘与想象。他指出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庇护白日梦，也保护做梦者。家的意象反映了亲密、孤独、热情的意象。我们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们之内。我们诗意地建构家屋，家屋也灵性地建构我们。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
本书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本书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和重塑》作者关于猿与猴的科学研究在这一传统传统中可以说是最佳的学术成果。她仔细研究了出版物、论文、通信以及灵长类研究考察和制度的历史，解释可现有社会关系起源的历史构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自然化，贯穿全书，她分析了自然创造、现存有机体和赛博格机体：包含有机物和技术成分的系统）的原因、叙述和故事。她还批判地把把免疫系统看做是一种信息系统，并指出我们的文化假设是多么深入的渗透进所谓价值中立的医学研究中。

In the midst of spiraling ecological devastation, multispecies feminist theorist Donna J. Haraway offers provocative new ways to reconfigure our relations to the earth and all its inhabitants. She eschews referring to our current epoch as the Anthropocene, preferring to conceptualize it as what she calls the Chthulucene, as it more aptly and fully describes our epoch as one in which the human and nonhuman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in tentacular practices. The Chthulucene, Haraway explains, requires sym-poiesis, or making-with, rather than auto-poiesis, or self-making. Learning to stay with the trouble of living and dying together on a damaged earth will prove more conducive to the kind of thinking that would provide the means to building more livable futures.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driven by the signifier SF—string figures, science fact,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feminism, speculative fabulation, so far—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further cements Haraway's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daring and original thinkers of ou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