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用诗意的电影镜头，描绘了一场从坠落到停歇的雨水之旅。透过摄影机之眼，我们跟随着雨水——从车水马龙的街市到人潮涌动的人流。短短十几分钟的记录，是活生生的雨滴在悄然坠落，是积水中荡漾的圆晕在绽放，是云朵流淌下的氤氲在默默隐退……这音乐般流畅的印象派风格，给了我们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与解说。

于是风来了，风起于沙漠，终于我们的发际。亘古承载我们不安现状的风，来了，在多年前下过的那场雨之后。
于是风来了，从西方到遥远的东方，你牵着多年前用纸板造出一架飞机的小男孩的手。回去吧孩子，多年来天之涯海之角被风吹拂的岁月，我想用来跟你交换那些纸板。
你看见没有，我的在风中飞着的白发，那么苍老那么骄傲。跟我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看我在沙漠里有一把椅子，我坐着在夕阳里看风经过。如同儿时花园。
还好吗，那些东方母亲苍老脸上神秘安详的皱纹与沟壑，在风里。还好吗，射日的英雄与千年帝国永远藏在地底的兵马。而我是被故土放逐的。因为我看见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我孤独，我不知道我看见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
但风还在吹拂，我是被风带来的，古中国的松树林玉露凋伤，我希望自己能空静如一个东方老者，但我不能，我见过太多的事，我见过雨，桥，天空，蝎子和火焰，我见过真实，虚幻和冲突，我大笑桀骜，天空如镜映在眼底。
我知道那个造纸飞机的小男孩就藏在我身后。从十岁到九十岁有八十年飞翔的梦可以做，我一点没浪费时间。
盘根错节的强大生命与爱啊，有一天强大帝国的兵马俑会苏醒起来大步前进并发出惊人声音，而我会对你挤挤眼睛说道，这么好的世间，只有我看见了。
风带我们来过。风也会带我们走。风知道我一生的秘密。有一天，他也会说给别人听。
－－青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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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斯·伊文斯
一位被上帝永久放逐的“飞翔的荷兰人”，被自己的祖国宣布为叛徒，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上黑名单的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从13岁就开始拍摄电影，有“先锋电影诗人”之美誉。直到90岁完成令人震惊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世界哪里燃烧，他就把摄影机投到哪里去，并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的人。20世纪的世界风云变幻几乎都在他的摄影机镜头里定格，化为影像史诗。
1984-1988年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进行艺术探索，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物。这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归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电影语言，“直接电影”的手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影片的表现手法细腻，内容虽然抽象而又晦涩，但是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受到人们的热烈称赞。此片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于1989年初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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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塞纳河畔》（La Seine a rencontré Paris，尤里斯·伊文思，1958年|31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浓厚的诗情画意和温暖的人道情怀描绘了巴黎风情。影片开始，摄影机宛如轻盈的小船航行在塞纳河上，划过充满乡野气息的城郊，缓缓进入巴黎市区。接着，摄影机在塞纳河两岸驻足，展现岸边的生活场景：一个男人正在给自己补鞋，成群的市民漫无目的地闲逛，几个小痞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在岸边拍照的女模特，恋人们旁若无人地沉溺在甜蜜的二人世界。一阵急雨袭来，人们迅速跑开。本片的创意源自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试图在塞纳河与巴黎相逢的地方表现巴黎的风土人情（本片原名《塞纳河与巴黎相逢》。本片并非描写塞纳河和巴黎景色的风光片，而是一首充满温暖和煦的柔情、宽容慈悲的人道情怀以及洞察世事的幽默感的诗篇。本片拍摄完成不久就曾在中国放映，而且是导演亲自带来的拷贝。那时，他应中国政府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本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生于荷兰，年轻时代曾到许多国家拍片，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法国巴黎。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文革时期拍摄《愚公移山》再到新时期拍摄《风的故事》，他多次来到中国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

伊文思在《桥》和《雨》后拍了这部反映荷兰工人填海造田的杰出记录片，他运用和工人几乎一样的视角来拍摄，结果产生了一种几乎就是“摄影机”在劳动的效果，苏联工人笑称伊文思是工人阶级。
从这部影片开始，伊文思开始特别关注劳苦大众，虽然这部影片还没有他日后的左翼政治倾向，但是依然充满了理想主义。在1934年的《新的土地》中，建造提坝和开发新土地的荷兰工人发现他们突然失业了。。。这部片子理应被视为伊文思的一个转折点。

1911年，13岁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长200米的影片《茅屋》，只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习作。
On the age of 13 Joris Ivens was fond of Cowboys and Indians stories, so he decided to invent one himself. He made a script and used a camera from his father's shop. This became his first film Wigwam, with his own family as cast. Black Eagle, a bad indian, kidnaps the daughter of a farmer's family. Flaming Arrow, played by the young Joris Ivens, saves the child from the kidnapper and brings it back to her family. No better conclusion than smoking a piece pipe.

One of Joris Ivens' most poetic films is his first attempt to film the wind. With a beautiful photography, a powerful editing and a poetic commentary the film tries to make the wind visible and tangible. It starts in black and white, continues in colour and ends in cinemascope to illustrate the force of the upcoming Mistral wind that blow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The original scenario was much more elaborate and ambitious and fits Ivens' lifelong wish to film the impossible: the wind.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a producer for this film, for most people were rather sceptical to finance a film with an invisible main character. Finally Claude Nedjar was willing to produce the film, which despite many financial problems was finished in 1965.

Documentary about the building of blast furnaces by the communist youth workers organisation Komsomol, constructed as part of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of Stalin's Soviet Union. The film is set Magnitogorsk in the de Ural, where an industrial city of over 200.000 people was built in just a few years, and in the Kubas basin in Siberia. The film is a 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volunteers, the Komsomol, but does not show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the thousands of imprisoned Kulach doing hard labour under terrible conditions.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filmmaker Vsevolod Pudovkin, Ivens tells the story by following one non-fiction character, a non-actor, who re-enacted the scenes. this form of 'personalised story', which we would call docudrama, reappears after this first attempt in Komsomol in many Ivens films.

影片由“冬”“早春”“春节”三个部分构成：内蒙古海拉尔的风雪中套马，大马车拉着皮、毛在风雪中奔驰，沙漠中驼队在运输，小羊羔在母羊身边吃奶，孩子们在打雪仗的，一家玻璃窗上一位小姑娘吹化的冰花；乍暖还寒的雾蒙蒙的太湖上，鸭子在嬉戏，飘浮着的船只，湖边春暖花开；春节前孩子们放风筝，耍龙舞、吹糖人、表演“双推磨”，大娘烧团圆饭等。影片构图追求一种中国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