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内容简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从旁观者看，可能是一种可叹的孤独，而从当事者看，也许正是“唯我独尊”。而要真正产生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往往是既重视史实，又重视现实并带有超前性，即前鉴于古人，后不让于来者。至少，包括WIPO知识产权教程、Geller及Nimmer等人的版权法在内的一批庶几可立于世的专著，是绝无“唯我独尊”式的孤独。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史料，初看也许会给人一个问号：在因特网时代，它不显得多余吗？ 正如80年代有关“信息社会”论的热，是由计算机广泛应用带动起来的，目前，“知识经济”论之热，则是由计算机网络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起来的。当人们谈及，传统的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而知识经济则是无形资产起决定作用时，均会想到：知 识产权恰恰是无形资产的重要（或最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中，商品生产“隐形化”。事实上，网络环境还使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也“隐形也”。例如，通过网络出售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均已与传统的市场上出售有形磁盘、光盘等销售活动大相径庭了。知识经济必然、而且已经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全新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又集中在网络的应用上。
知识产权的特点之一是“专有性”。而网络上的知识、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知、公用的，极难被权利人控制。知识产权的特点之一是“地域性”。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上述第一对矛盾，引出了知识产权领域最新的实体法问题。在国际上，有的理论家提出以“淡化”、“弱化”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来缓解专有性与公开、公用的矛盾。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法学家中山信弘。而更多的学者，乃至国际公约，则主张以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专有性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两个新的版权条约。其中增加了一大批受保护的客体，增列了一大批过去不属于专有权的受保护权利。而美国、欧盟国家均已准备在1998年到1999年，即进入21世纪之前，修订本国知识产权法，使之符合新条约的要求。此外，在商标保护方面，强化专有性的趋势则表现为将驰名商标脱离商品及服务而加以保护。这种强化知识产权专有性的趋势，应当说对发展中国家未必有利。但目前尚没有发展中国家表示出“坚决抵制”。主要原因是：在知识经济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是抵制不了的。发展中国家应及早研究对策。上述第二对矛盾，引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中最新的程序法问题，亦即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选择诉讼地及适用法律的问题。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诉讼地、并适用诉讼地（法院所在地）法律。但网络上的侵权人，往往难以确认其在何处；在实践中，侵权复制品只要一上了网，全世界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发生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网络的无国界性决定的。曾有人提议采取技术措施，限制网络传输的无国界性，以解决上述矛盾。但在实践中，困难极大，或根本做不到。于是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国家及地区，实际上正通过加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进程，即通过弱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一矛盾。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就要有个共同的标准。多少年来，已确认的专有权，一般不可能再被撤销。于是，保护面广、强度高的发达国家法律，在大多数国际谈判场合，实际被当成了“一体化”的标准。发展中国家虽然并不情愿，却又阻挡不住。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所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就是违背发展中国家意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又不得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典型一例。看来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也应及早研究对策。 而研究对策的前提，是我们应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知识产权的特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含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在哲学上，20世纪初列宁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结果，使得60年代“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理论，并没有再度产生出“物质不见了”的较广泛的回声。而一切作品均可以“数字化”为“基本粒子”的现实，则在版权领域实实在在地产生出与世纪初理论家们面对所谓“以太”而产生的“重大发现”。这再次向人们展示出了解历史的必要性。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推出的“弱化”理论，与中山信弘等人的理论完全不同。即使人们不愿苟同中山先生的理论，也很难否认其理论多少有点新意，算是“一家之言”。而由数字技术推出的“弱化”，则是历史上已在哲学界及版权界均被多次否定的旧论的重复，只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论者自己不知而已。
在使更多的研究者乃至实际工作者少走弯路方面，史料将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因此，这本版权史料的收集、整理者的工作，将被证明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叩街问巷:上海马路的前世今生》作者花了一年的时间，利用双休日亲自走过百余条马路。在他的文字里，你可以去外白渡桥边观雄浑而又富丽堂皇的大厦外观，可以闻城隍庙里的袅袅香烟，可以看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璀璨的灯火，可以品静安寺百乐门前的绝代风华，还可以赏武康路精致老洋房的轮廓，看溧阳路日式花园洋房的券式门窗，领愚园路欧陆情调的弄堂风情，听多伦路夕拾楼里的钟声，去田子坊、莫干山路触摸创意园区的时尚……最美的是，还可以去具有欧洲官邸风格的兰心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和新翻造的天蟾逸夫大舞台、现代化的安福路话剧中心……

研究金石或收藏碑帖的人对于李宗瀚所藏的“临川四宝”与“临川十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然而自民国初年李氏旧藏散出后，李宗瀚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于这样一位碑帖圈里的“黄丕烈”，多少显得有些可惜。
李宗瀚与翁方纲二人连手掀起了清代中后期金石学的热潮，促进了近代金石学的兴盛。翁氏碑帖鉴藏的观点，几乎影响了李宗瀚的一生，翁鉴李购，翁跋李藏，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可以这样说，没有翁方纲，就没有李宗瀚惊人的碑帖收藏。翁、李二人书法艺术与碑帖鉴藏的理念，也促进了清代中期崇唐学欧书风的转变，为帖学向碑学的转折过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宗瀚与翁方纲同属“传统派”，李宗瀚更是收藏界的贵族，仅目前已知李氏旧藏的唐宋拓本就有五十一件六十六种之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第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临川四宝”“临川十宝”、《淳化阁帖》与十一种游相《兰亭》（李宗瀚所藏游相《兰亭》占目前存世三十来件游相《兰亭》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五种就藏在上海图书馆，并且是李宗瀚藏品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尤以宋刻宋拓《玉枕兰亭》最为精彩）。另李宗瀚旧藏的宋拓《黄庭经》与《黄庭内景经》也藏于上海图书馆。
李宗瀚在碑帖收藏方面深受翁方纲宋拓唐碑与宋刻法帖思想的影响，所藏二十余件唐宋善拓碑刻中，唐碑名品约占百分之九十；宋拓单丛刻帖中，如《兰亭序》《黄庭经》《曹娥碑》《淳化阁帖》《大观帖》《汝帖》等，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由此可见，李宗瀚善本碑帖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唐代碑刻与宋代法帖两个方面，这些才是古人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善本。近年来金石碑帖逐渐升温，如上海图书馆精心准备的“大唐气象”唐碑大展空前火爆，让人们看到了重振金石文化的希望，《李宗瀚研究——临川李氏善本碑帖录》的出版，或许可以促进大众对善本碑帖的认知。
另李宗瀚的藏品大都购自嘉善钱氏（钱樾）、吴门缪氏（缪曰藻家族）、陆氏（陆恭家族）、蒋氏（蒋春皋家族）、昆山顾氏（顾霖家族）、歙县汪氏（汪谷兄弟）等，故书中详细考证几家的世系与递藏关系。
李氏家族所藏善本碑帖大都经过李宗瀚、李联珂、李翊勋、李联琇、李翊煌、李世钊、李承厚三到五代人长达百年的珍藏，这在收藏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临川李氏，是碑帖收藏史永远都绕不过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