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作品
蒙古，曾經縱橫世界版圖的鐵騎民族，今天蒙古人只有400多萬，而生活在內蒙的漢人則有1800萬。隨著漢人移民和農業墾殖，美麗的草原也越發變得荒漠化。而在政治上，從晚晴以降的蒙古精英階層，到文革幾乎被屠殺殆盡，在那個清算與鬥爭的年代，身為「蒙古人」，是苦難的唯一原罪。
本書還原才從晚清以來的內蒙古，在民族自決、國家獨立之途上的重重困厄，以至於被中國納入版圖後至文革時期發生的屠殺真相，弔祭未竟全功的草原英靈。本書以十四位蒙古人的述說為軸心，透過描述他們的人生命運及民族命運，並參考了大量國際關係與中國整體的時政、歷史資料，建構了一幅沒有墓碑的荒蕪草原圖景。本書由以下四個部分構成：
第一部分：清帝國瓦解後，沐浴日本近代教育的蒙古知識人如何在嚴酷的中共政治運動中努力探尋民族生存之道。中共對蒙古人民族自決運動的否決以及迫害，實質上就是中共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間接清算。
第二部分：進入中共建政時代，蒙古東部草原依舊培育了無數的新知識青年，但在文革爆發後，這些青年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肅清，因為被父輩們的「對日協力者＝偽滿日奸」之「原罪」株連。
第三部分：最初參加共產黨陣營的蒙古人，主要是土默特和鄂爾多斯地區的蒙古人，曾是「根正苗紅的延安派」。中共有效地利用了延安派肅清和瓦解東蒙幹部。達到目的之後，「無用的」延安派也被整肅。最後，蒙古民族精英整體被迫害殆盡。
第四部分：文革期間，共產黨和被煽動、被愚弄的漢人對蒙古人的殺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為歷史罕見。內蒙古草原化作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原野。男人遭清算，女人被強姦，牧民被強制內遷，家園由漢地移民居住，母語被禁言，這一部分記錄了民族大屠殺的倖存者從不同角度的證言。
內蒙古的現當代史就是蒙古固有的領土遭受外來侵略和分割，被迫捲入政治陰謀而慘遭大屠殺的過程，也是傳統遊牧經濟形態被迫迅速消失的過程，而侵入內蒙古，建立殖民地的外部勢力，對蒙古人進行分而治之的是中國和日本，只不過發動民族大屠殺的則只有中國。這，就是追溯通向大屠殺之路的一個蒙古人學者的視點。
得獎記錄
本書日文版《墓標なき草原》榮獲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
本書特色
成吉思汗的子孫為何隕落？
內蒙古的近現代史，是蒙古固有領土遭受外來侵略、分割，被迫捲入政治陰謀而慘遭大屠殺的過程。「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如今已不復見，傳統遊牧被漢人殖民的農墾經濟取代。政治、生活、文化、歷史……蒙古人所擁有的一切即將消失殆盡……
任人欺凌之後，少數民族的未來何在？
從近代至今，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而「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正是暴力共產革命！蒙古人面臨的是抄家滅族的清算，而中共政權當局卻能一笑置之、雲淡風輕？
名人推薦
楊海英教授的這本書會讓世人看到，內蒙古問題將和西藏、新疆問題一起，成為中華帝國未來的噩夢。——王力雄《天葬》《你的西域，我的東土》作者

中國自一九五○年代起展開「民族識別工作」，至今已編列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然而，所謂的「民族基準」並沒有考慮少數民族的歷史認同。例如現今的中國西北，便分布為數眾多的種族，他們的主體性與文化多樣性始終被單一化、標籤化，他們難逃附屬於國家集權主義下的漢文化中心思想，他們的文化異質性更被視為落後的象徵。
如今的中國西北是中國穆斯林聚居之地，社會結構充滿伊斯蘭元素，各民族遵循伊斯蘭教條作息，因此又被稱為「伊斯蘭中國」。這個「伊斯蘭中國」擁有廣大河谷與優良的草原，漢人視之為荒漠，在蒙古人眼中卻是理想的放牧地區，因此中國西北成為一塊巧妙把蒙古與伊斯蘭融合起來的地區。
蒙古族出身的人類學家楊海英留意到這種獨特的文化構成，為了釐清這片土地上複雜的文化關係，他親自前往中國西北，走訪「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族群，探索這片土地的文化內涵，呈現出蒙古與之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從歷史回溯蒙古與伊斯蘭的關係
伊斯蘭能夠在東方世界擴張，一部分得力於蒙古人的征服計畫。信仰伊斯蘭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亞各族人，隨蒙古軍隊定居中國，構成回族的基礎。在元代，色目人（非蒙古人、漢人、南人的族群）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協助蒙古統治中國，足見穆斯林與蒙古人的深厚關連。兩者的友好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因為一場在中國西北部的「回亂」而出現變化。
楊海英透過梳理蒙古族的口述史與記錄，道出原只是漢、回間的亂事，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故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至今長達二百年的嫌隙。這一段對蒙古人來說無法遺忘的歷史創傷，在中國官方通史裡找不到任何字句，而其作為一種替國家政策背書的依據，極容易忽略少數民族歷史。因此，事情必須回歸到民族本身所書寫的歷史記錄中，包括口述歷史，才能看見歷史事實的全貌。
◎實地考察被遮蔽的民族多樣性
楊海英走訪內蒙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從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中尋找其中的蒙古文化元素，如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胡同人，他們屠宰綿羊不使用蒙古人剖開腹腔切斷大動脈的方式，而是一定要採取委由導師切斷喉嚨的方法，但是他們不使用伊斯蘭曆，而是和蒙古人一樣會過農曆新年。
另外，他進入臨夏回族自治區，以河州為中心，觀察回族分離出來的新分支，包括住在東鄉的東鄉族、住在西鄉的則是保安族與撒拉族的聚居地。這些新分支的出現也代表新的身分認同意識產生，也發現了蒙古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像保安族主張，他們的祖先是在成吉思汗大軍征服中亞後移居過來的色目人。蒙古人作為統治者，故色目人也跟著使用統治者的語言；保安語因而受到影響，它具備明顯的蒙古語特徵。由此，這次的考察之旅為理解蒙古與穆斯林的相互影響提供了實證。
此外，這趟旅程也揭示現今中國民族識別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如居住在青海省的圖馬特人，有可能是回族與蒙古族混血形成的群體或維吾爾人的後裔，身分卻登錄為「回族」。現今的少數民族分類政策，其實是沒法反映民族形成的真實狀況。這使原本已對少數民族所知甚微的外界，無形中被建構對該民族單一代的認知，加速少數民族主體性的消亡。
透過這種定義的方式，給予「某某族」之名作為認同，把其內部差異單一化後，少數民族就更容易被整合，進而加快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既是隱含「漢民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亦是把民族內部獨有的文化內涵掩埋，防止少數民族團結起來的手法。
◎記錄民族心靈的方法論
面對主體性的消亡危機，少數民族也努力寫下自身的歷史。回族出身的著名歷史研究者、作家張承志認為被保存在生存方式中的「正確的方法論」就在「虔信的教徒保持下來的生存方式當中」，並說明回族內部的獨特歷史記事方法：用夾雜著漢語的阿拉伯語的方式，把宗教上最重要的事項記下來，當成「經典」秘密流傳。這樣的資料雖然對外部封閉，但極有效地對抗外在勢力的侵蝕，並稱此為「生存方式的歷史」。因此「殉教史」就是他們在中國的民族「歷史」。
此外，楊海英非常重視口述歷史。因為對於沒有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成為他們承傳歷史的方法；而只有聆聽他們的話語，才能知道那時的實況與他們的心情。這一些都是少數民族在漫長生活中保存並承傳的秘辛。而與官方修史方式相異的編年史與民間傳述，則能夠清楚描繪出歷史當事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因此，此書利用珍貴的口述資料，呈現了極為豐富的民族信仰精神。就是這獨特之處，才能察見少數民族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完成這趟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專文導讀
張中復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當民族自決權在中國確立的時候， 天安門應該就不會再燃起黑色狼煙了吧！」——楊海英   以蒙古人類學者的視角，回溯中國穆斯林的前世今生 重新理解中國西北部的民族多樣性，尋找被隱藏的「伊斯蘭中國」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張中復——專文導讀★★   　　中國自一九五○年代起展開「民族識別工作」，至今已編列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然而，所謂的「民族基準」並沒有考慮少數民族的歷史認同。例如現今的中國西北，便分布為數眾多的種族，他們的主體性與文化多樣性始終被單一化、標籤化，他們難逃附屬於國家集權主義下的漢文化中心思想，他們的文化異質性更被視為落後的象徵。   　　如今的中國西北是中國穆斯林聚居之地，社會結構充滿伊斯蘭元素，各民族遵循伊斯蘭教條作息，因此又被稱為「伊斯蘭中國」。這個「伊斯蘭中國」擁有廣大河谷與優良的草原，漢人視之為荒漠，在蒙古人眼中卻是理想的放牧地區，因此中國西北成為一塊巧妙把蒙古與伊斯蘭融合起來的地區。   　　蒙古族出身的人類學家楊海英留意到這種獨特的文化構成，為了釐清這片土地上複雜的文化關係，他親自前往中國西北，走訪「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族群，探索這片土地的文化內涵，呈現出蒙古與之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從歷史回溯蒙古與伊斯蘭的關係   　　伊斯蘭能夠在東方世界擴張，一部分得力於蒙古人的征服計畫。信仰伊斯蘭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亞各族人，隨蒙古軍隊定居中國，構成回族的基礎。在元代，色目人（非蒙古人、漢人、南人的族群）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協助蒙古統治中國，足見穆斯林與蒙古人的深厚關連。兩者的友好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因為一場在中國西北部的「回亂」而出現變化。   　　楊海英透過梳理蒙古族的口述史與記錄，道出原只是漢、回間的亂事，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故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至今長達二百年的嫌隙。這一段對蒙古人來說無法遺忘的歷史創傷，在中國官方通史裡找不到任何字句，而其作為一種替國家政策背書的依據，極容易忽略少數民族歷史。因此，事情必須回歸到民族本身所書寫的歷史記錄中，包括口述歷史，才能看見歷史事實的全貌。   　　◎實地考察被遮蔽的民族多樣性   　　楊海英走訪內蒙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從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中尋找其中的蒙古文化元素，如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胡同人，他們屠宰綿羊不使用蒙古人剖開腹腔切斷大動脈的方式，而是一定要採取委由導師切斷喉嚨的方法，但是他們不使用伊斯蘭曆，而是和蒙古人一樣會過農曆新年。   　　另外，他進入臨夏回族自治區，以河州為中心，觀察回族分離出來的新分支，包括住在東鄉的東鄉族、住在西鄉的則是保安族與撒拉族的聚居地。這些新分支的出現也代表新的身分認同意識產生，也發現了蒙古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像保安族主張，他們的祖先是在成吉思汗大軍征服中亞後移居過來的色目人。蒙古人作為統治者，故色目人也跟著使用統治者的語言；保安語因而受到影響，它具備明顯的蒙古語特徵。由此，這次的考察之旅為理解蒙古與穆斯林的相互影響提供了實證。   　　此外，這趟旅程也揭示現今中國民族識別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如居住在青海省的圖馬特人，有可能是回族與蒙古族混血形成的群體或維吾爾人的後裔，身分卻登錄為「回族」。現今的少數民族分類政策，其實是沒法反映民族形成的真實狀況。這使原本已對少數民族所知甚微的外界，無形中被建構對該民族單一代的認知，加速少數民族主體性的消亡。   　　透過這種定義的方式，給予「某某族」之名作為認同，把其內部差異單一化後，少數民族就更容易被整合，進而加快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既是隱含「漢民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亦是把民族內部獨有的文化內涵掩埋，防止少數民族團結起來的手法。   　　◎記錄民族心靈的方法論 　 　　面對主體性的消亡危機，少數民族也努力寫下自身的歷史。回族出身的著名歷史研究者、作家張承志認為被保存在生存方式中的「正確的方法論」就在「虔信的教徒保持下來的生存方式當中」，並說明回族內部的獨特歷史記事方法：用夾雜著漢語的阿拉伯語的方式，把宗教上最重要的事項記下來，當成「經典」秘密流傳。這樣的資料雖然對外部封閉，但極有效地對抗外在勢力的侵蝕，並稱此為「生存方式的歷史」。因此「殉教史」就是他們在中國的民族「歷史」。   　　此外，楊海英非常重視口述歷史。因為對於沒有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成為他們承傳歷史的方法；而只有聆聽他們的話語，才能知道那時的實況與他們的心情。這一些都是少數民族在漫長生活中保存並承傳的秘辛。而與官方修史方式相異的編年史與民間傳述，則能夠清楚描繪出歷史當事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因此，此書利用珍貴的口述資料，呈現了極為豐富的民族信仰精神。就是這獨特之處，才能察見少數民族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完成這趟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專文導讀 　　張中復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草原的統治者，蒼狼的後代，成吉思汗以來最有權勢的蒙古人。
中國人稱呼他為「蒙古王」，對他既敬且畏。
他的名聲響徹草原，留下的卻是毀譽參半的評價。
他是烏蘭夫，一位在時代風雲中興起的「紅色之子」。
一九四六年，數以萬計的蒙古人相信中共許下的諾言，
歡天喜地期待著「蒙古人的自治國家」降臨；
二十年後，這些信賴中國共產黨、追隨共產黨直到最後的蒙古人，
最終沒有一人能夠逃過血腥屠殺和無情肅清……
本書作者楊海英教授，繼《沒有墓碑的草原》之後，從近代蒙古史上最關鍵的人物――烏蘭夫的一生著手，探討中國對蒙古的壓迫，以及蒙古人在大漢族主義下的掙扎求生。蒙古與中國、遊牧與農耕、大漢沙文主義的進逼與蒙古自我認同的維持……在無盡的夾縫之間，身受重壓的蒙古人，該如何做出抉擇？眼見同胞的苦難處境，「蒙古王」烏蘭夫，所做出的抵抗又是什麼？
這是一段湮沒在沙塵中，交織著期待、背叛、抵抗與幻滅的傳奇；直至今日，人們仍然訴說著「當代蒙古王」的故事，然而，蒙古已經再無第二個成吉思汗，蒼茫的草原被漢人墾殖破壞後，變成滾滾沙土……
●自詡為「成吉思汗第二」的民族主義者――烏蘭夫
一般讀者對蒙古歷史的了解，往往只限於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時代，很少人知道，在近代蒙古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一位手握雄兵、號稱「蒙古王」的傳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烏蘭夫。
二○一六年，蒙古人布小林成為內蒙古政府主席；布小林是有「蒙古王」稱號的開國上將烏蘭夫的孫女，祖孫三代接連擔任內蒙古最高領導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烏蘭夫家族究竟有何特色，讓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借重他們的力量？開創這一切的創始者烏蘭夫，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中國官方歷史上，烏蘭夫被描述成「少數民族融合的典範」，位列開國上將之一，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為民族團結復興和祖國統一繁榮建立了卓越的功勳」。然而，他內心自詡為「成吉思汗第二」，其實是一位令中共深感棘手的蒙古民族主義者。他一方面高呼「毛澤東萬歲」，一方面卻又全力保護蒙古民族，力圖追求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獨立自主，不惜和毛澤東展開明爭暗鬥；但是，他的努力最終以失敗作收。
有人說他是「蒙古史上最大的蒙奸」，但透過還原被竄改的文件，卻又發現他對追求蒙古民族自治獨立，充滿著熾熱的情感。同時具有兩個矛盾面相的烏蘭夫，不管在身前身後都充滿了謎團，也是歷史上常常被忽略，卻光彩逼人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甚至身後都不能歸葬故土，必須以「中華驕子」的名義葬在北京官方墓地……
●蒙古族vs.大漢族主義――「在蒙古草原上，農耕是落後，放牧才是先進」
內蒙雖然在名義上是由蒙古人當家，但面臨漢人的墾殖，蒙古族其實已經淪為少數民族。二十世紀中葉的內蒙草原上，蒙漢人數的比例是一比九；漢人在蒙古草原上實施「土改」，以粗劣的農耕方式大肆侵奪蒙古人的牧場。在這種不顧生態的農耕之下，蒙古的豐美草原漸漸化為沙漠，而蒙古人也日益受到壓迫。
面對這種局勢，烏蘭夫挺身而出，為保衛蒙古族人而竭力奮戰。他大膽主張「在蒙古草原上，農耕是落後，放牧才是先進」，反對漢人鯨吞蠶食的土改，豎立蒙古人自己的偶像（如成吉思汗），主張漢人幹部應該更加了解蒙人，漢蒙之間應該相互尊重。然而，他的堅持引起了毛澤東和大漢族主義者的側目，中共不只派遣了大量間諜監控他的行動，一九六六年起更大舉批鬥「烏蘭夫反黨集團」，烏蘭夫因此失勢，數以萬計的蒙古人則遭到殘酷肅清。
●開放與封閉――蒙古族的人道精神
即便面臨大漢民族主義的壓迫，烏蘭夫和蒙古人仍然保有傳統的質樸人道精神。一九五九年，烏蘭夫收養了三千名長城以南的漢族孤兒，當時他是這樣說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孩子們交給遊牧民族。遊牧民族的每一個人都很喜歡小孩。無論是哪裡來的孩子，都會受到所有人的關愛。」
對於孩子包容，不分彼此用心照顧，是蒙古社會的傳統美德與榮譽。只要接受草原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誰都可以成為遊牧民。這是中央歐亞世界自古以來的傳統，屬於開放性的民族觀。比起種族，只要共同擁有遊牧的生存方式，誰都可以成為草原的一員，是現代平等精神的表露。相較於自私、偏狹的大漢族主義，蒙古這種博愛的傳統，又是另一個「先進」之所在。
●「蒙古民族自決」的理想與幻滅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烏蘭夫主張蒙古人要有自己的政治組織、自己的軍隊，呼籲「要有正視蒙古人獨立的勇氣」；對此，毛澤東起初承諾了要給少數民族「高度自治」，最後卻拋棄承諾，只給予蒙古人文化上的「有限自治」。據說烏蘭夫後來在成吉思汗陵痛哭流涕，悔恨受到中國人的欺騙，但已於事無補――內蒙古的地位已被降級為中國底下的「自治區」，連內蒙古共產黨都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分支。
●從蒙古族追求自治、獨立的經驗，台灣可以學到什麼？
台灣對內蒙古的理解相當粗淺，對於近代以來內蒙古追求獨立和自治的歷史更是一無所知。蒙古的歷史，並不只代表它本身，更象徵著中國當代民族問題的根源。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雖然號稱「大國崛起」，但周邊的民族問題卻有增無減。不只是新疆、西藏，就連實際上同為漢族的香港、台灣，都產生了對大中國主義的反彈與不安。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追根究柢，其實就在於中國本身並沒有解決民族問題的誠意。烏蘭夫和蒙古人因為相信「中共不會騙人」，所以投入中國的懷抱，但最後迎來的卻是血淋淋的背叛；烏蘭夫疾呼「彼此理解、相互尊重」，但中共卻充耳不聞。
蒙古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知道，和一個不懂得彼此尊重的強權妄談共存，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事。這也是我們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一方面警醒於台灣的未來，另一方面，也理解到自由與自治，乃是多麼珍貴之事。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誠摯推薦
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藍美華（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蔡偉傑（政大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烏蘭夫的一生，見證著中國共產黨與蒙古民族之間各種影響深遠的歷史糾葛，與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而官方對烏蘭夫的評價一向只定調為制式的革命功績。但在本書中，卻展現出烏蘭夫做為蒙古民族主義者另一種罕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其挑戰黨國體制下漢族中心主義的思路值得關注。──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烏蘭夫曾是內蒙古最重要的領導，受到族人愛戴。文革期間遭批鬥軟禁，後獲平反，成為中共推崇的人物，還當上國家副主席。然而，烏蘭夫並未受到官方完全信任，北京將其塑造成「中華驕子」，卻不容他回鄉扮演「成吉思汗第二」。本書作者同樣推崇烏蘭夫，但他提供的證據與推論卻與中共官方大相逕庭，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角度來認識這位追求民族自決的勇者。――藍美華（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本書利用了作者自己所蒐集的關於文革批判烏蘭夫的未刊行一手材料，加上中英日文的二手研究與文獻，刻畫了烏蘭夫在近代內蒙政治界的崛起與領導內蒙人民追求民族自決未果，但仍試圖在中共的民族自治框架下，維持蒙古族人民在內政與語言文化上的獨立自主所做的努力。――蔡偉傑（政大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遊牧文明野蠻、粗魯，充滿暴力？ 摘下中華有色眼鏡，從文明的遊牧史觀出發—— 中國史不過是中國人天真浪漫的幻想！ 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才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   大部分漢字文化區的讀者，都會有「遊牧民族雖然軍事力量強，但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然而這只是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結果。 《文明的遊牧史觀》這本書告訴我們，遊牧文明其實是歷史的驅動力。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現在世界上擁有最強軍隊的，毋庸置疑乃是美軍，它也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落後、野蠻的力量」吧！   █將地圖的南北顛倒，看世界的眼光便會截然不同！ 遊牧文明是技術先進、資訊發達、富有組織力的歷史驅動力！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蓄力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青銅或鐵製的武器、絲綢等物品最快的運輸工具。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也就是說，和馬這種「畜力」相關的技術是遊牧文明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和定居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遊牧民族的寬容性，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姿態，也是與此密切相關。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具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的「驅力」。 從「文明的遊牧史觀」重新看待中國，會如何逆轉出一部中國史呢？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跟現代的希臘人，與古代希臘文明之間並沒有關聯是一樣的道理。   █「漢文明」並非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是一個地方文明。 「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今天的讀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歐亞就變成了「邊陲」。這種世界觀其實是奠基在「漢民族」這種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假設之上。真相是，根本沒有「漢民族」這種東西，是歐亞興起的各個文明，不斷向黃河流域遷徙，才形成今日的樣貌。所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從「歐亞史」的觀點來看，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分布範圍東起西伯利亞、西到歐洲世界，文化與人種繁多，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相對於此，所謂「漢文明」不過是以所謂的「中原」為中心，相當地方性且侷限的一個文明。故此，與其說「漢文明」是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一，倒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地方文明，才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若追溯中國地區的歷史，則會發現，它進行跨歐亞交易、在國際文化上大放異彩的唐、被認為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這些繁榮的國度都堪稱為名符其實的「亞洲大帝國」。但是，它們全都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從這些看來，不受漢民族中心主義控制、而是由異民族的國際主義所統治時，才是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史」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它屬於一種「被害者史觀」。在這種史觀裡，「漢民族」常常遭到異民族所侵略；近代以前是北方遊牧民族，近代以後則是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這些都被他們描繪為「敵人」。可是，我們試著深入思考便會發現，「支那地區乃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居所」這種主張根本就不成立。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這樣的歐亞大陸史，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身為日本籍蒙古學者，作者的看法是：以所謂漢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在充滿地域性的狹隘同時，不過是混合了他們自己普遍相信的世界觀，以及被害者意識的產物罷了。正因為此，今天的支那地區才出現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而今天的中國，似乎越發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   作者簡介 |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主要著作： ◎繁體中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 ◎日文版： 《沒有墓碑的草原（上、下、續）》（岩波書店，2009-2012年）、《種族滅絕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年）、《狂暴國家――中國的正體》（扶桑社，2015年）、《蒙古人民的自決權和「對日協力」――中國文化大革命繼續存在》（集廣舍，2016年）、《名為「中國」的神話──習近平「偉大中華民族」的謊言》（文藝春秋，2018年）、《最後的馬賊――「帝國」將軍李守信》（講談社，2018年）、《蒙古族人的中國革命》（筑摩書房，2018年）、《中國當代獨裁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文藝春秋，2019年）等書。   譯者簡介 |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書。

日本刀揮舞下，藏人的血把白雪染成了黑色。 
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卻使天罰降臨草原上。 
司馬遼太郎大獎、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作家楊海英另一紀實文學力作 

頭髮花白的老兵們，還是鼓起勇氣整齊地站在昔日日系教官的面前。或許他們心中認為，在經歷了如「天罰」般的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洗禮後，他們的罪孽已經被洗清了。 

「在戰場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戰馬的勢頭以及日本刀的利刃，就能輕易取敵人首級。不能胡亂舞刀，要用巧勁。這需要與生俱來的才能」。從日本士兵學會了武士手法和掌握近代軍事戰略的蒙古騎兵，在日本戰敗後夢想著與北蒙古成為統一國家，卻因大國之間擅自簽訂的《雅爾達協議》而遭分裂。1958年，中共號召蒙古騎兵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無數西藏人因而遭到屠殺，煽動了兩族對立，落入中國「以夷制夷」的陷阱。文革期間，蒙古騎兵幾乎全部遭到肅清，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這段歷史被他們自視為殲滅西藏人的天罰，亦意味著對民族自決權宣告了死刑。 
南蒙古出身的作者，以多視角的歷史觀及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再現這段以「日本洋刀」和「騎兵」編織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時代悲劇。 
■由日本洋刀與騎兵交織出蒙古與西藏民族的悲劇，打破不能觸及的歷史禁區。 
■成吉思汗的戰術是如何經過歐洲人和日本人改良後，輾轉由現代蒙古騎兵所繼承，成為一支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 
■滿洲國的蒙古青年如何借助日本的軍士訓練，夢想實現蒙古的復興，力求掙脫殖民者的統治，以踏上民族自決之路？ 
■蒙古騎兵如何落入中共「以夷制夷」的陷阱，成為中國的傭兵殺害了無數西藏人。這段歷史一直是被中共掩蓋，更被蒙古人引以為恥。 

■得獎紀錄 
2015年第十屆樫山純三大獎 
2016年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會」獎 

■名人推薦 
不只是一部悲懺之書，它更是一部悼亡之書——悼亡為追求民族自決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騎兵。——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