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明代道教史研究，将注意力聚焦于宫廷与道教上层精英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而忽视了道教及其护教人群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广泛存在。本书则将视角转向明代分封于各地的藩王，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书展现出，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之外，资助道观及其宗教典礼、豢养道士、 整理刊刻道教典籍，成为明代藩王巩固和展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藩王们深深卷入了地方社会中宗教文化事业之运作，成为明代官方宗教政策与地方民众的信仰需求之间的中介者。总之，本书不仅在道教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还为我们重构了明代藩王这一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群的新的形象，也展现出了明代地方社会的多重面貌。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 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 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飨学界。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有元一代始终贯穿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锋。 蒙古统治者赋予了宗教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自成吉思汗始，全真教、天师道、佛教，交替在国家的政治动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天师道和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更名正言顺地被元帝册封为“天师”与“帝师”。 蒙古人原本信仰的萨满教和中原大众所崇信的儒家思想，在这个时代都备受打压。历任元朝帝王虽然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但在实际的政治统治中，仍然不得不仰仗着宗教势力控制极其辽阔的疆域，而就在中原文化的不适应症中、在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摇摆不定中、在诸多势力的无法平衡中，元帝国迅速地走向了分崩离析，元顺帝带领部众仓皇而去，并最终全面撤回到长城以北。

本书系“龙蛇沧桑”丛书之一，元代卷。

一、晚明思想文化上「情」的崇拜與浪漫主義
（一）浪漫主義與情感崇拜
在晚明，出現了一個全新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此運動中，人道主義、主體意識和個人主義作為一種浪漫主義在中國第一次廣泛深入地顯現出來。這裡所使用的「浪漫主義」一詞僅指西方浪漫主義運動的主要特點而言，即：崇尚個人、主觀、和自然，尤其是崇尚情感。晚明的思想文化運動強調的正是對自然的欣賞，對情感高於理智的普遍接受，對自我的重視，對天才和打破陳規的創造精神的肯定，以及對通俗文學如小說、戲曲和民歌的迷戀。
在此浪漫主義運動中，對「情」的崇拜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環。在晚明，
「情」的觀念被提升為一種價值體系。因此晚明知識分子明顯地關注並沉迷於情慾。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泰州派與公安派尤其倡導「情」。然而，這一運動並非激進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專利，而是對於當時普通人如婦女和商人也有重要影響。因此，在晚明，情感崇拜滲入士大夫、婦女和商人等各次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