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儒學思想，往往被視作「沒落」、「黑暗」而遭到冷漠對待。因此，筆者提出「學術史楔」的研究進路，希望透過「制度史」、「思想史」、「經學史」三個層次的討論，具體分析西漢郊祀、宗廟禮制的變遷，以說明從「先秦諸子」到「兩漢經學」的轉折過程，探究西漢儒學的成立條件及發生原因。
「制度史」方面，無論從郊祀或宗廟制度來看，大體可以宣、元之際為界，宣帝以前主要受到秦制、方術的影響，加上因應偶發事件、政治局勢而臨時增設的制度，造成郊廟制度混亂、矛盾的狀況。有鑑於此，元帝即位後，儒生則透過研討經典的相關記載，經過反覆的辯難、嘗試，以恢復各項周代禮例，逐漸汰卻妄誕迷信的成份，彌縫體制闕漏矛盾的地方，進而達到漢家禮樂明備的理想。
「思想史」部份，首先以鄒衍所創的「終始論」為討論對象，考察西漢儒生如何以更優越的理論高度，改造且融攝方術學說，並具體運用在解釋王朝興替的正當性上，由此可以說明為何當時儒生與方士具有共通的特徵，偏重儒生、方士間的關聯性、連續性。其次則鉤稽西漢前後期，尤其是方士與儒生研議禮制的論述形式，以釐清其間的差異，闡明兩者開始分離的發生原因。正是在郊祀、宗廟的反覆辯難過程中，儒生逐步建立起「訴諸經典」、「徵於實驗」、「施於可行」等論述規則，成為西漢儒學的基本特徵。
「經學史」方面，首先論證高堂生至后倉一系禮學，內容主要限於士禮，有關天子儀節，特別是郊祀、宗廟部份，則無能為力，更遑論主導元、成以後郊廟禮制的改革。事實上，由於韋玄成、匡衡等儒生的郊廟禮說，既有經傳為依據，又經過群臣商議、皇帝認可，因此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威地位，反而影響《禮記》的編輯工作。然而，儒生反覆討論的過程中，雖然錯誤的主張不斷遭到汰除，禮制的共識亦逐步建立，但在禮制的細節部份猶存疑義，例如郊祀方面有「六宗」的意義為何？天是一或六？宗廟方面則在認同「七廟」的結論上，究竟「宗」當合併還是額外計算？均是禮制難以解決的癥結所在，並種下日後今、古文以及鄭、王之爭的因子。其爭論的關鍵在於：在西漢的學術條件中，並沒有任何機制能夠判定，究竟何種詮釋才是真正的古代禮制？禮學亦因此深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的辯論當中，成為儒學二千年來不斷反覆出現的循環特徵。
這種辯論的循環，造成學術上「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的分裂狀態。其實，由於儒生辯論必須在「訴諸經典」、「徵於實驗」、「施於可行」等論述規則下進行操作。就操作論述的行為本身而言，日後儒生遭遇任何困難，必須遵循相同的規則，方有機會得到有效的結論。在此意義下，論述規則非但本身即具有典範（paradigm）的作用，持續反覆實踐論述的狀態，更是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的原因。以操作論述的目的與結果來說，致使遠古禮制能夠持續不斷地作用在現實活動之上，文化的生命亦因而得到傳承延續。這種強調經典的優先性，且儒生的理解又必須在反覆折衷於經典的狀態中，容納事實、事理的呈現，儼然顯示出「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結構特徵，因而具有在學術上、知識上的本體論（ontological）性質。

本書《漢書五行志疏證》，主要工作有三：首先「分章立題」，根據《洪範五行傳》咎徵類項、班固所收史例，訂立標題，務使條目井然，方便檢閱。其次「廣蒐注解」，蒐羅歷代《漢書》註解，並旁及《周易》、《尚書》、《春秋》相關注疏，以發明《漢書‧五行志》的經說義理和撰作體例。最後「理據箋識」，藉由全面性的回溯釐析，逐一探求董仲舒、劉向、劉歆、京房等學說淵源，並加以箋注表識，以辨析諸家的經義源流。

本書從《漢書•律曆志》所載歲曆出發，發現劉歆推定每144年超辰一次，與當代天文實測的85.7年差距過大。由此首先釐清西漢歲曆推算原理，以作為研究基礎。再逐一驗算〈世經〉歲曆記錄，觀察術、譜之間是否吻合。接著對比〈世經〉歲曆記錄與《史記》所記相應段落，以考其異同。進而深層挖掘《左傳》、《國語》歲曆記錄可能存在的問題，辨明劉歆杜撰春秋歲曆的起點與手法，並解說當中唯一矛盾的產生原因。最後檢討武王伐紂相關天象的可信度，得知所有《左傳》、《國語》的歲曆材料，都是劉歆按其《三統曆》捏造竄入，並非周初、春秋的原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