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这本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所谓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陌生感不只来自于书中世界和我之间横亘的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更来自于我长期对历史和古汉语的疏离。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历史了，何况是完全陌生的北魏史。此前我对北魏唯一的了解，来自于高中历史课本中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我也常常分不清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会把五代十国和五胡十六国混起来，宋齐梁陈和梁唐晋汉周顺口而又分不清。儿时谈及此，父亲总会给我讲解一番，然而我依然会混淆。此外，多年来我总在学外语，不读古文，不少汉字和词语甚至都是陌生的。当然，在现代社会，除个别专业外，会读古文已无任何实用价值，多识一些生僻字的实际价值，恐怕唯有偶尔不经意在人前的炫耀。

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是好读的。作者为求严谨，会援引大量材料做许多考证和分析，其中一些我是略过的，如某某人的姓氏考证，如一些枝节人物的家世或部落等。略过繁冗的考据后，戏剧性的权斗就出现了。最具紧张刺激的，是宫廷斗争和权力争斗的故事——尽管作者说已经尽量把重心放在王钟儿身上，常太后、冯太后、大小二冯、胡太后等等，她们在宫廷政治中施展的权谋比美剧纸牌屋还要扣人心弦。如此读严肃的历史书籍，尤其是意在描写小人物的一生的这本书，似乎境界太低，可历史对大众最原始的吸引力的确是其故事性。

故事性之外，作者对历史做了很深刻独到的观察和分析，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

例如关于宣武帝之舅高肇，史书对此人多负面评论，说他权倾朝野，恃宠专擅，贼害贤俊等。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为他“平反“了，通过一些事例，论证他并无史书中所言心胸狭窄、打击异己，并表明他实际上替宣武帝承担了大部分骂名：宣武帝因为成长原因，缺乏安全感，十分警惕疑心自己的叔父和兄弟们，他借高肇去铲除了这些皇室，高肇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称手的工具。作者进一步从当时的社会和人性层面分析，高肇之所以背负骂名，是因为他的出身不高，骤得权势，被当时的权贵社会和掌握话语权的文人视为异类。作者分析道：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人《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经此分析，读到高肇之死，这个人物便有了悲情的色彩，宣武帝死时，他手握重兵，依然被几个权臣设计杀死。

对子贵母死制度的分析，作者同样有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认为制度和传统的出现和延续，出自“历史现实中操纵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文成帝之母郁久闾氏之死，在于权力精英不愿与其分享权力，此后几位皇帝之母被杀，也出自权力的角逐，并非皇帝生母的常太后、冯太后渴望排除竞争者皇帝生母，与幼小的太子或皇帝建立情感关系从而掌权。作者谈到：

“权力场域的参与者对制度或传统的选择性利用，才是制度成其为制度、传统成其为传统的主导力量。比如，冯氏从一个因罪人宫的奴隶，蝉蜕一般变身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过程中，子贵母死之制就是她最重要的武器，先是被她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后来被她自己完美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

这一点上，可以联想到中共曾经的不成文的政治传统，如七上八下，如隔代指定。

关于宗教，作者同样有深刻的洞见。南北朝时期，佛家作为新兴的外来宗教，为传统社会中被压迫群体提供了精神慰藉和现实中的自由，例如在传统等级制的儒家社会中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以及男权社会中同样被压迫的女性。佛法弘扬众生平等，这给出身寒微的人以心灵安慰，同时，书中也举例（如元纯陀和慈庆）说明，女性出家为尼之后，新的身份给予了她们因传统伦理束缚而没有的自由。元纯陀再婚过，出家后，她解除了与再婚的家庭的道德和社会层面的义务，获得了在不同家庭、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空间阻隔之间行走来去的自由，她因而可以更为自由地返回与前夫的子女的生活，葬礼也可由一婚的子女操持，并不必与再婚的丈夫合葬。慈庆也有这种类似的自由。作者猜测，充华胡氏怀上宣武帝的唯一可能继承人、日后的孝明帝时，宣武挑选王钟儿/慈庆去组织保护胡氏的团队，除去对慈庆的信任，也是因为慈庆出家后具有贯通皇宫内外、连接上下僧俗的能力，她有能力挑选宫外的无涉宫廷斗争的“良家女子”来保护孝明帝。

“对于慈庆这样的人来说，佛教信仰与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是带来了光亮、空间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驯工具的一面，但新传入的佛教也为信众提供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粗浅的层面，佛教教义也可以帮助慈庆这样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义，给人生苦难提供某种解释，让她明白，她遭受和见证的这么多苦难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有着超越当前时间与空间的、深远且神秘的理由。这当然不止是一种精神安慰。更何况，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对原生活世界，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这里我联想到我的奶奶。我接触的第一个宗教是佛教，对宗教的初印象来自于儿时奶奶定期和同村的女信众前往法会，她们一行十余人，结成一队走在乡村田野里的小路上，去参加七八里外的法会，我也曾去过一次，只记得庙里人来人往，饭菜非常寡淡。或许奶奶并不怎么懂佛法，但我相信，参加法会的确让她处在了新的团体里，给她了家庭以外的身份。

读完书是深夜，又去查了查之后的故事，河阴之变，北魏分裂，战乱迭起。看到古人感叹，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再联想书中的权力斗争，为了利益和欲望，他杀你，我杀他，他又杀我，你方唱罢我登场。梁启超说中国是“干戈之国“、“大修罗场”，历史是“大相斫书”，所言实在不虚。以前看到有人读完历史，豪迈地说人猿之间，不过是磨过了几个石头，几千寒热而已，当时觉得不愧伟人，境界的确高超，如今想来，这人读完史只有豪迈和宏大的视角，竟全无对人的怜悯。我只觉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