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标题怀念孙仲旭老师。
青年海德格尔的思想还是相对晦涩，我怀疑他是故意的。。正是青年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帮助解释学将目光投向我们的生活世界：人的理解从来自于其特殊生存的前理解中取得方向。跟随着他的脚步，伽达默尔想保卫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的意义，反对罗素式的把语言拆解为公式和命题，这样的语言在生活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德里达的differance的确存在，外在的语言永远也说不清内在语言想要言说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不存在或是一切都失去意义，这种否定交谈（哈贝马斯）和对话（伽达默尔）努力的做法只会导向一种符号学的实证主义，这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伽达默尔所做的是在尼采的视域主义和实证主义中间找到一条通向真理的道理，对话辩证法告诉我们就算绝对真理难以达到，并不意味相对的真理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更不能否定寻求真理的努力。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评判就算脱离不了当下的视域，但此在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就，就能够更加接近真理。历史性正是努力去理解的动力。
要注意的是，伽达默尔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他主张的事在柏拉图式的对话中寻求意义。解释学的普遍性正是简历在主体的有限性之上的，自笛卡尔之后的启蒙时代试图派出主观性以达到客观性的做法正是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
格朗丹最后将解释学的道路回归到了理性（斯多葛派的内在逻各斯）上，在我看来，虽然抚慰人心，还是不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