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做些皮相上的研究，国语运动这个题目是好作的，1934年就出版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照着黎先生的框架做个复读机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认真起来，国语运动这个题目却是难作的。所谓上情下达，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下达的研究却困难，真的看文献上的突破主要看下达。然而上情有脉络，下达却是四散的，国语运动的受众如此广泛，不但有汉语方言的受众，还有操民族语言的受众，把握全体谈何容易，而且彼时没有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个小题目的积累，国语运动是难以展现全貌的。不过作者是有诚意的，在导论的尾巴里就说明了“我注意到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追随者，但基本没有展示那些‘被运动者’的想法和行动”，不过在读正文的时候，我发现作者对于追随者和“被运动者”是下过功夫，可以想见作者从08年开始就在日常研究中注意国语运动的材料，因为作者所引的很多晚清民国报刊日记类文献的勾陈需靠日积月累，普通检索式的阅读，如一二章用文字改革出版社的那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所能得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阅读的时候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作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导言中作者提了一嘴语言规划，这当是国语运动课题中语言学的重要方法论，而在正文中却未能发见(当然作者用了很多韩礼德的社会语言学)，或许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是作者新接触的语言学学科，所以未能在之前研究中有机插入。又如本书第十章“必也正名乎：现代政治与标准语的名相嬗替”应该源自作者2014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一文，关于官方语言的研究，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是很好的材料，而是书于2016年才出版，所以此章中作者未能在正文纳入，只能在正文打了个注脚。可以感受到在写文章的十年中，作者一直都在接触学习新的东西，很多新东西都对作者之前的研究成果可做补充提升，然而增删涂乙工作量巨大，所以自然会留下些未能统一的痕迹了。在总体上，除了文献上的诚意，本书还有诸多闪光点，本文或可言说一二。

非孤立的运动 我在上面认为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然而单单研究国语运动“上情”的话，研究就如纸片一般单薄了。事实上，如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运动、切音字运动、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这些胶着的事件不能单单拿运动领导人说事儿，必须把握他们的学术源流。本书虽然未能全然“考镜湖源流”，但是却对此颇用功，第六章中关于汉语进步论的“言语中心主义”提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在声义中还提到明末传教士对乾嘉诸老的影响)自然顺理成章，而其他如瞿秋白受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Nicholas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的影响、切音字受到学战的影响，丁韪良对麦都思博士以及沈毓桂对英国语言学家“都戈拉斯”研究的引介、日本文字改革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启发都使国语运动的相应学术社会背景清晰不少。当然作者或许未可注意到书中论及著名如马建忠、王力、岑麒祥、刘复、高名凯、方光焘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曾留学法国，所以法国语言学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值得描写的(详细可参考《法国现代语言学思想（1865-1965）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

国语运动的非孤立不但体现在学术知识的谱系里，还体现在它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铰合上。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人把国语运动等结合了报刊杂志、教育学制、词典辞书以及科学名词审定等研究然后再展开。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了解国语运动“下达”的极好途径，国语运动的领导人如何争论、如何定规范是一方面，各地群众最后是如何通过教育等方方面面手段接受国语以及普通话又是一个方面。如我前面所说，国语运动“下达”的历史由于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大部分人对其反应自然已湮没在历史中，而中国近现代个人回忆录、笔记以及日记体量巨大，从中发见吉光片羽也颇为吃力。唯有教书的教材、查字的词典，这些是民众日常的工具，必然是反应民众接受国语亦或抵抗国语的好手段。应该说本书已经有意识融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整个国语运动展现上立体了很多。此外作者还点到了电报、打字机这样的技术对语言的影响，惜未能展开，不然又是一篇好文章。

当然不关注国语运动本身的读者，可能最关心本书中国语运动与国家建构、国族认同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内容。不过以往研究常常只注意国语运动对于民族国家形成凝聚的主调，本书却能通过文献研究发见了国语运动中平常难以想见的副调，即本书第九章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作者这样说道: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国语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以往被人低估了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过度统一”的警觉；借用前引胡适的比喻，或者可以说，它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关键在于，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和赞助者，并非身处边缘的小角色，而都是鼎鼎大名的意见领袖，且多数都在官方国语和教育机构中担任要职，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整个运动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个主题作者自言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确定大有深挖的可能。在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在政治上自然有一股反集权思想的力量，虽然这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思路之间有落差。而这种政治上的思想，如何渗透抑或融合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中确实值得考量。这是国族构建思想群的重要组成。作者认为“国语虽然也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呈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在国语运动领导人和追随者的学统以及中国国家构建的继承谱系中都是显见的。

除了“疏松统一”的可能。我在本书中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点还是左翼与国民政府思维的偏左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思路的变化。譬如作者提到了左翼文化人“自觉地对‘国语’一词的汉文化色彩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这样说:

“列宁的民族政策是永远反对国语的。”…“叫各民族用一种语言讲话，不准他们讲土白——这是侵略的爱国主义者的政策，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实使着的” 这不经让人想起共产党谴责蒋介石政府“大汉族主义”，提倡“民族自决”的民族政策了。盖作为一个反对党，共产党在宣传上自然要做反对的事情，国民政府提倡什么，那么反对党必须抨击其提倡之物。这里当然还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思维的底色。然而到了新中国成立，情况自然不同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并没有采取国民政府时代提倡的联邦制主张，而是换用了区域自治。而本书则展现了以“普通话”替代“国语”这一“名正言顺”的新中国政策。顺便可说的是，我很高兴作者在“普通话”研究中关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特别是斯大林语言学的东西。虽然对于正常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斯大林的“研究”主要是嘴炮，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其语言学思想曾经对中国语言政策起过很大作用，是中国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资料值得整理研究。

自然语言的小学徒 再伟大的语言学都是自然语言的小学徒。本书的历史研究恐怕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学家都是小学徒，普通的文化人更容易对语言认识产生谬误。虽然语言是人人天天使用的东西，但是对于别人的语言，对于全体的语言，我们总会依仗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自信而信口开河。然而在社会讨论中，学术性是排在其次的，政治观念和生活观念等才是真正的实在。这是研究者必须要注意的。我非常欣赏作者导论中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

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很多人用埃及“象形字”作为西方文字由象形变为拼音的证据，以说明汉字的落后。然而其人恐怕并不知道埃及文字其实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在外行的论战中，论据的真实性需要让位于论者的观点。然而并不是说国语运动中所有非语言学家只是为观点说话。我们可以注意到非语言学家在论战和讨论中可能会学习到新的知识，从而改变其观点。像胡适早年提倡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但50年代的时候唐德刚对胡适的提问中却可以发现胡适思维的转变。据唐德刚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的回答是：“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那么，“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胡氏以肯定的文言文，不置可否地回答我。”而另外如早年钱玄同在日记中认为汉字并不劣于西文:

“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 而之后我们知道钱玄同反而为汉语拼音化摇旗呐喊了。近代是中西学术剧烈反应的时代，在新的学术知识前，无论是学者还是非学者都如同学徒一般。有着社会运动的推动，很多人边战边学，其中充斥了“真香”定理，所以才会出现书中由形态学引出的汉语最落后和汉语最先进这样两极的说法。在这样的时代很难以一言证明一人。

但是到稳定的时代，学术沿革则更需要由知识推动，而非“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判断与政治观点。譬如对于汉字，我们现在是靠掌握从甲骨金文到简帛以及后世的各种抄刻文献后才发现其演变的情况，如王贵元提到的汉字形体结构经历了由象形形体向会意、形声形体大规模转换的发展历程这样的繁化，以及张涌泉等注意的汉语俗字的简化，都是基于对大量汉字的认识才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注意到汉字并非不变，而是一直随着需要而演化着，而前现代对文字的需要很多时候表现为潜移默化的缓慢变迁，而近现代突然的西方文字接触下，汉语整个文字系统自然难以瞬变以适应，所以产生了各色的运动。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文字类型学(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s)思考东亚的文字演变(有趣的是，外国学者有时候更注意日本汉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字以及婆罗米字母对东亚各种古代文字构建的影响，进步退步已经不是我们思考的方式了。

应该说语言学的学者和历史学的学者还是有很不同的学术取向的。历史学学者研究语言，更注重语言外的东西对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学的学者则更会注意作为独立的语言自身的演化与接触机理。很多语言现象都是由普遍的语言规律推动的。所以有时候像白话文或者复音词，历史学家可能会注意其突变，即表现为国语运动等的事件。而语言学家则更愿意从历史词汇等方面发现语言变化的情况，会注意汉语从先秦以前就一直发生着的变异，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塑造了现代汉语。而通过对语料的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各种官话、欧化汉语、日式汉语以及所谓的文言文之间纷繁的关系，现代汉语成型之初是否经历了柯因内化(Koineization)也值得考量。而普通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并没有如俞敏老爷子的文章那样我手写我口，而是与口语有着隔离。而这种情况也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上。可能以前的学者会觉得单靠文本和音频研究就可以透彻了解口语与书面语的机理，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这其中还可以涉及到视觉词汇语义通达中的语音中介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东西并非那么简单。再如形态学，现在普通的语言学教材上还是讲三分法，但至少上世纪60年代就有Greenberg的一种量化更细密的方法，而到近年如Gregory Stump等更是用Principal-Parts Analyzer（PPA）的工具对语言分类有了更好的分类。文字的分类上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注重语言学史中的各种偏见，但确实可以以新的学术手段对旧问题有更精密准确的看法。当然这需要学科之间的合作，可喜的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在本书中却为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开拓了空间，挖掘了史料，这是值得赞赏的。

余论 总体上，作者应该说是在当前的成果下很好的完成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学研究。作者能通过国语运动者的设想假设（如声入心通）与近现代中国语言现状之间的张力来展开研究，也对普通话、方言等的概念史作了漂亮的研究。当然青技未穷，国语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地方。可能留给后人的更是难啃的硬骨头了。以后要开拓，恐怕需要从比较学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的发见中国国语运动的特征，横向比较方面如参考一下『「国語」の近代史』、『이극로의 우리말 글 연구와 민족 운동』、《150 языков и политика: 1917—1997.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ССР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这类别国的国语运动及语言政策的研究，甚至如『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国語講習所の成立とその影響』这样的殖民国语政策。纵向则可参考如去年出版的《明代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这类断代研究(国语运动下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也是值得挖掘的）。而由于近现代有海量文献，我们在作者的罗列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文献叙述方式的吃力了，我们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观点，但是越来越难把握全貌，所以如何量化每个观点在国语运动中的分布以更准确说明国语运动的全貌以及各种思想所占的地位也将成为一个重点。当然结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进行制度经济的研究，结合社会学的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分层以及结合复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