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比谁都清楚，我妈成为主妇并不是她完全自愿自主的决定，背后牺牲了非常多她属于自己的人生，但与此同时，我有时依然很反感她身上受限于主妇身份的毛病，狭隘的眼光，对家里一切的掌控权，把自己生活方式的标准当作所有人的标准……

我当然清楚她这些毛病背后的结构性的原因，但这无法改变我讨厌她对我指手画脚。

此时更发觉迪迪埃在《回归故里》中描述的精妙：

“我得承认，虽然感到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格外密切，虽然在翻阅1936-1968年大罢工资料时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我激动到发抖），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

“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在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时，我相信人民的先锋性。我进入了特权阶级的世界，走进了他们的历史观和主体化的方式。我对萨特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十分着迷，却讨厌我身处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限制我视野的工人阶级。”

这样的坦诚太难得，所以我难以得知这样的内心纠葛在知识分子之中有多么大的普遍性（出身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尚且为少数），但这太属于我了。

我把自己塑造成平权斗士，我说自己关心残障人士、精神障碍人士、底层劳工、女性与性少数群体，但这些身份标签更像是被我理想化的群体。回归现实，我克制不住自己对狡诈贪婪、反智的农村亲戚的厌恶，克制不住对自闭症表妹四处捣乱、像个傻子一样说话的厌恶，克制不住对无知的粉圈女孩、妓女的厌恶，克制不住对身边胡言乱语、极度自恋的双向患者的厌恶，甚至我去到县镇，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对那些沉浸于无聊网络段子、抑或只会闷声不吭的中学生的厌恶……

我非常恐惧自己在用这样的标签为自己的privilege添砖加瓦，但事实上就是如此。我看到身边的人出身优渥，一边做着和支持“底层”相关的工作，一边高举酒杯听着萨克斯，谈论彼此环游世界的经历。我觉得恍惚，仿佛身处一场极度割裂的梦里。

我只能用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来安慰自己——努力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承认自己改变不了它。

迪迪埃是如何面对这种左派和知识分子的虚伪所造成的割裂的呢？他也没能做出什么改变，不过是在晚年回归故里的时候坦诚地揭开自己的底色，展露自己的伤口，正视一切被自己有意忽视的对另一个阶级的向往和对工人阶级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