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因为我也曾犯过这方面的认识错误，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曲解《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以为找到了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真谛，陷入“人-非人-人的复归”简单公式中。

首先，应知晓这篇文章的场景和对象——乔木同志在党校对党内同志们的讲话，所以要内外有别地看。即便是对党内，乔木同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谦逊，非常契合上世纪80年代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的文风，也是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我有意识去借鉴的方面。

其次，我感到人道主义是小问题、异化才是大问题。因为前者是以外攻内，不过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惯用之招，这帮人至死都搞不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40多年了还在用温情对抗严肃、用思想上的“行为艺术”掩盖政治上的“如意算盘”的套路，只要我们不犯根本性错误，它仅是癣疥之疾。后者才是以矛攻盾，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正因如此，本书最畅快的辨析在第四部分“能否用‘异化’来解释社会主义消极现象”，彼时党内是认识到异化背后的问题，即同志们要克服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幼稚病，搞清楚异化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是用未成熟的马克思攻击形成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执政层面是企图直指“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恰恰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松动执政基础的一铲子，松懈不得。

复次，这次学习的意外之喜，在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正反两本小册子，更加坚定了“观其大略”的方法，少写“秀才文章”，不纠缠于几家只言片语、概念跳转，时刻照映现实和实际，才能取得超越文对文、空对空的真知。

最后，说千道万，人道主义和异化之所以能有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市场，还得反求诸己，克服我们自身的问题。虽然这些话说得舌头起泡、听得耳朵起茧，但哪怕捏着鼻子也要在具体工作中予以吸纳，出让道义制高点这种蠢事做不得，更何况我们天然地拥有把彼岸拉回此岸的崇高，这也是时刻警告我们别自外于群众、自绝于人民的悬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