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专业在此，但其实对日本思想界所知寥寥。关于这本书只对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略有耳闻，但除了丸山真男外几乎没听过几个思想家的大名，对鹤见俊辅也是一无所知，但也兴味津津地读完了。

鹤见真的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不羁，放肆。或许跟他的留美经历有关，总觉得有海外背景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书中反复提到鹤见的个人哲学，“黑社会道义”，“不良少年”，“是个坏人”，这些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个人哲学支撑着他登上回日本的交换船，在战争中面对杀人的恐惧，宁肯死在战败的一方。对他来说，哲学的原型就是他自己的家庭关系，成为了他思想的根基。

作为压迫者的母亲

鹤见小时每天被妈妈灌输“你是个坏孩子”，因为撒谎被捆被打，以爱为名二十四小时控制着他。这种高压的虐待式教育甚至导致他得了神经症，无法在母亲旁边的房间睡着，十四岁以前都梦想着能够死到他母亲面前，自杀未遂5次左右，作为一个小小的少年出入酒吧和女人发生关系。

妈妈的压迫是以爱与正义为名的，为了她自己绝对不容许撒谎的原则，狠打偷吃华夫饼的小鹤见。由此，鹤见学到的是，“正义”是一种惹人讨厌的东西，而自己是个坏人，所以不想到“正义”那一边去。这一认知也导致他战后没有加入日共，不喜欢左翼那种绝对的正义感。他对“绝对正确的纯洁”抱有警惕的怀疑主义，不相信科学上绝对正确的东西，便也没有走向坚定认为应该变革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母亲给了他关于“狸猫”的生活方式的种子。喜爱恶作剧的狸猫用幽默来解构生活中的悲剧，不善欺骗，最后总是露馅。鹤见正是想用狸猫来守护自己的纯粹率真，对抗母亲的正义，对抗马克思的教条。他后来反越战的理由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即不同意以大义为名去杀人这样一种做法。

小学时期妈妈不给零花钱，鹤见就去书店偷书转卖换钱，逃课去看电影，在黑社会电影和讲谈本里学到了所谓的“黑社会道义”。在后文他也反复提到这种“黑社会道义”，依此作出很多行动。这种道义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patriotism，是一种同志式的友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是无政府主义的民族感情。驱使他在安保时期看到辞职的竹内好便立即也提出辞呈加入运动的，正是这种黑社会道义。

与母亲的关系直接导致了鹤见多年后的抑郁，以及对女性的戒心与抗拒。为了反抗母亲而成为不良少年的鹤见在声色犬马中如鱼得水，放荡度日，而到了美国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内心秩序，对女性产生了一种禁欲主义式的安排，从去美国到1951年，长达13年没有和女性发生过关系。因为若产生关系，他自己的秩序就会崩塌，而用国家发的避孕套去慰安所的话，就好像伤害了不良少年的骄傲。就是这样一种警戒心，也让他错过了在办《思想的科学》时遇到的一位深爱的女孩，强迫自己不去接近她，这种痛苦引发了抑郁。“自己作为一个不正常的坏人却依然若无其事地活在世界上”，这种罪恶感让鹤见陷入深深的抑郁，提出从京大辞职。若非京大的桑原即使劝阻了他，或许二十九岁之时鹤见就已自杀而去。

第二次抑郁发生在安保运动期间，他从东工大辞职，在这种空闲状态下结了婚。而在带妻子去吃饭的一家烤肉店里，他猛然撞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妓女，突然浑身发抖，几乎站不住，想到少年时代咖啡店的妓女，爪哇时期的慰安妇……觉得其实“自己只配和上了年纪的妓女结婚”。就这样重新引发了他的抑郁症，脚下的根基崩塌掉，有一年半的时间封闭了自己。

以爱为名的殴打，让鹤见无法去恨母亲，久而久之便成了自我惩罚。这样无法接受对自己好的东西的抑郁症，就是鹤见妈妈给他种下的病。

“第一病“的父亲

母亲给鹤见留下的是对“正义”的抵触，而父亲留下的是退回到当时的情境去思考的历史思考方式。他说自己的父亲是典型的“第一病”，即崇尚标准答案，轻易变节，仰慕高位与权力的人，除了当第一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正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官僚运作着日本，在战争时期轻易变节，擅长学习却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出于对父亲的厌恶，鹤见终生欣赏的都是那些始终坚守自己的纯粹的人。这种思维方式让他在战后接受了许多立场不同，但性格与追求十分纯真的思想家，比如保守的上坂冬子，西部迈等人，还有吉本隆明，即便立场不同，鹤见也会肯定评价那些“一根筋”的，顽固的，直来直去的率真的人。

由此，鹤见对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评价始终很低，尤其是那些第一名毕业的人。战后出现了一批以自己为庶民为借口逃避战争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在战前写马克思主义，在战时支持新体制，战后又成了和平运动的旗手。对于这种人，鹤见是十分鄙视的。

办《思想的科学》时，一群在战争期间彼此抱有某种信赖感的人聚在了一起，虽然每个人的专业领域都各不相同，但基于“在战争期间是如何度过的”，基于一种彼此共通的“要自己去进行根本性思考”的方式，形成了信赖关系。他们正是没有“第一病”的那些人。

鹤见提到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基本上当第一的人都是因为想当第一才成了第一”，即当了第一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而往往是欲望最大的人。鹤见的父亲在战前是亲美自由派，但在战时支持战争，战败后又天真地觉得自己能当总理大臣。鹤见却一直模模糊糊地始终避免站到胜利的、有优势的那一方。他说那种微妙的心理不是有逻辑的，完全凭着伦理感情，就这样，明知一定会战败的他选择了回到日本，宁愿和其他人一起死去。

不良少年时期的鹤见就一直喜欢克鲁泡特金，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他非常厌恶趋附国策的知识分子，于是也讨厌着所谓的国家。但出于“黑社会道义”和来自奥维尔的“民族主义”，他又产生了新的民族情感，但这是后话了。

相比东大毕业的知识分子，鹤见始终认为普通大众的意见更为重要。他从战争中体验到，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界线，上没上过大学并不是问题，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他支持没有学历但能写东西的人，也间接导致了《思想的科学》的大众化路线。

然而，就像小熊尖锐指出的，鹤见自身或许是有矛盾的。一边讨厌撒谎变节，喜欢纯粹的人，但完全没有谎言的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若去一味的追求反而容易趋向保守，像本居宣长那样“抛却汉意，回归真心”。所以知道这一点的他实际上也有着从父亲那里来的政治直觉，不会去轻率行事。

作为一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却也穷尽一生苦苦挣扎也未能挣脱原生家庭的桎梏，这一悲剧或许是横亘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命题。

上野千鹤子始终秉持着女性主义的视角抛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不经意间引出了鹤见很多珍贵的新鲜叙述。小熊的思考也总是很有趣，立刻下单了他的其他书，希望将来能翻一翻《民主与爱国》（若能有中译本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