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本书是让我有点失望的，副标题“中国县域的生态”可能更符合这本书的主题。你能在书里找到教育局，找到老师，找到家长，找到校长，你可以看见一个殚精竭虑的jy局局长，兢兢业业的校长做着学生和扶贫工作，一位语文老师的画像，家长的抉择思考和无助。但是你很难看到县中的“孩子”，他们在这本书里几乎是隐形的。哪怕是写他们的章节，对他们的描述也多是他们的老师，家长代替说出的，而不是自己的声音。当然，书里描述了很多非常困难的孩子，早早需要承担家务，或者经历着诸如家庭分裂，暴力创伤等等，贸然访谈他们可能除却增加心理负担之外没有别的益处，但是作为一本聚焦县域教育的书，对于教育真正的主体——学生，所谈甚少，或许有一些文不对题，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在描述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 另外，我认为作者有些高调地进入田野，让作者所获信息可能有所扭曲，比如作者在后记里提到，“我访谈到的所有人，不论是这位局长，还是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部门主任，乃至各个科任教师，个个都可以说是对教育心怀正念和理想，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有着可行办法的人”，那么为什么我经历的基础教育里，面对的人大多是混吃等死，官僚主义气质浓厚，以欺压辱骂学生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人呢。作者或许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基层教育者应对家长的一项职业技能，作者先面对的是jy局长，而这种几乎不会踏入课堂的人，我们寄希望从他这里获得什么呢？我们要寄希望于ta是青天大老爷么。尽管作者也进入学校听了课（这是很难得的），但我觉得在两周的时间里要伪装课堂并不是什么难事，比如在很多初中都会搞所谓“家校开放”，让家长进校听课，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是有一些老师在这一时刻的华丽变身，我亲眼看见平时最凶狠的老师会变得和蔼可亲，更不要提平时人品低劣的中年爹味国男会展现得多么为学生考虑。 在论及为什么不搞素质教育时，一位教师这样表述：“其实我也想搞素质教育，温和一点，说话亲近一点，村里的孩子有什么毛病呢，一放就收不回来了，如果上课能够收放自如就可以，但是村里的孩子家里习惯不好，家里回去没什么要求，在学校如果是通过三言两语或者循循善诱，有时候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上课给他言论自由的话，他会无边无际，收不回来，课堂就没法进行，长久下来习惯养不成，还不如严格一点……咱们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农村的孩子太皮实了，在家里挨揍都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老师说两句根本不听，跟给他们挠痒痒一样，其实连挠痒痒都算不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说话的权利完全被教师垄断着，孩子们无权说他们是不是如老师说的这样顽皮，是不是没有习惯，对于上属于性格生成期的孩子用管教的方式到底是特别无奈还是只是管理方便，孩子们回答了作者设定好的部分命题，没有展现自己对教育的思考，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困惑，他们的痛苦，而明明，他们才是最无助，最困难，最可怜，不知道未来，也抓不住现在的人。他们在这本书里所受到的关注远远少于对校长的关注，好像他们只是一个背景。 这样给我的感觉是，尽管作者谈论了非常多有益的内容，但好像还是站在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角度，高高在上地审视，好像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改进这个机制，而不是体察学生的境况（在这本书里，校长，教师等人面对的困难和挣扎远远多于对学生的论述），把改变的希望寄托于改进评价体系，就好像10年前20年前非常流行的制度拜物教，有了好的制度，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将生源流失作为县中衰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是就我自身的体会来说，有好生源，县中多半也很难教好，老师的流失几乎是发生在学生的流失之前的。于是对于县城的优秀学生来说来说，去到更好的学校，或许是他们获得文化资本，成为privileged poor唯一的渠道。在经济差距没有办法弥补的前提下，很难去想象任何一种解救之道。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过于指责作者什么，我也愿意相信，存在作者所说的那样一种都是心怀理想的人的情况，我更不想狂妄地用我的个人体会来驳斥作者的观察，但我必须要说的是，过往12年的基础教育经历所感受到的，与作者所描绘的，还是大为不同。 ps：很多县城不是只有一所中学，县城内部也会形成“虹吸”，作者在描绘县城教育的时候，也忽视了教研所/室这一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