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伟大纪念碑
在历史激流中把握命运，伸张人的善与自由
◎ 编辑推荐
◆ 赫尔岑是俄国反沙皇专制的伟大斗士，影响了俄国、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与革命者。
◆ 全书所述历史含括广泛，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别林 斯基、恰达耶夫、巴枯宁、马志尼 、蒲鲁东、拿破仑三世等人物纷纷登场，鲜活生动，妙趣横生。
◆ 本书不仅讲述历史，剖析人性，同时是一部自由思想的巨著，为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推崇。
◆ 赫尔岑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曾影响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写作。《往事与随想》也可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细细品味。
◆ 项星耀的译本，首次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并得到巴金等权威的称赞。
◎ 内容简介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 1812 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 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 19 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遭遇了 1848 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既有革命激情又心怀悲悯，在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不乏启示与激励的。
◎ 名人推荐
◆ 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 以赛亚·伯林
◆ 星耀同志：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知道赫尔岑的“回忆录”即将发排，我十分高兴。您的全译本仍用“往事与随想”的译名，我当然同意，而且我应当感谢您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我一九二八年就计划翻译这部大书！后来又有朋友们帮忙，您也是其中之一，我只译出五分之一，而且“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一位读者朋友的建议。）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 巴金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自传经典，可与卢梭、司汤达、吉本、托尔斯泰和亨利·亚当斯的自传并列，甚至有人会加上托洛茨基、丘吉尔，像赫尔岑一样，他们知道怎么把个体置于历史当中。
—— 德怀特·麦克唐纳（《往事与随想》英译者）
◆ 他的观察力极其出色，以伟大记者的俭省笔墨讲述故事。他的天赋在于不仅了解人们本身，还了然于他们在历史中的处境。这位不懈而又诚实的观察者在书中给出的观察——运动中的人们经受了什么——我们最好自己去发现。
—— V.S.普利切特（英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 赫尔岑的这本回忆录是十九世纪一部纪念碑式巨著，是重要的文献，更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 菲利普·汤因比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主要观点有：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 蒙蒂菲奥里继《耶路撒冷三千年》之后又一力作
★《泰晤士报》《标准晚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每日电讯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内容简介】
一个关于二十位沙皇与女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都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
一部关于胜利与悲剧、爱情与死亡的引 人入胜之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权力的研究，也是对那个至今仍影响着俄罗斯的帝国的生动描绘。
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皇朝是近代最成功的皇朝，统治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一个家族如何将一个惨遭战火蹂躏的公国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又如何丧失了这个帝国？本书讲述的就是罗曼诺夫皇朝在1613年至1918年这300多年间的历史。畅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这部最新著作中，利用大量新开放的档案，尤其是书信，扣人心弦地向读者讲述了这个拥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又残暴无情的王朝的兴衰。
【媒体评价】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是一部规模极其宏大的史诗。……故事包括阴谋、政变、暗杀、酷刑、刺刑、轮刑、致命的鞭笞、荒淫、纵酒、庸医、皇位觊觎者、通过残酷的农奴制获得的巨额财富，以及，不足为奇地，镇压与反叛的恶性循环。与之相比，《权力的游戏》简直就是乡村牧师的茶话会。……读了蒙蒂菲奥里的绝妙叙述，让人觉得，在沙皇的灾难性领导下，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是个必然。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金融时报》
这本五彩斑斓且活力充沛的书……结构很简单，是涵盖三百多年的按照时间顺序的叙述史。蒙蒂菲奥里从这段漫长历史里专业地选取了最佳部分（最惊世骇俗、最怪异荒唐、最具有戏剧性），并将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蒙蒂菲奥里的故事横亘时空，从成吉思汗到戈尔巴乔夫，但他的文字不会因为博学而让读者望而却步……他具有极强的天赋，擅长活泼地描写人物和讲述故事。
——露西•休斯－哈勒特（Lucy Hughes-Hallett），《新政治家》
引人入胜……罗曼诺夫家族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了，但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文学性、精彩的叙述、严肃的研究和心理学洞见结合起来。《罗曼诺夫皇朝》结合了所有这些方面，从战争和外交到体制建设和宫廷阴谋，但这主要是一部传记，让二十位俄国君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蒙蒂菲奥里精妙而高明地描写了宫廷生活的性质、权力的运作和不同角色之间风云变幻的关系。
——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文学评论》
本书精彩纷呈，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从20世纪初到革命的大动荡，特别令人眼花缭乱。……正如小说家将对话熔炼在一起，蒙蒂菲奥里用回忆录中的精妙引言来描写末代沙皇每一个女儿的诞生。在皇朝灭亡的宏伟诗篇中，蒙蒂菲奥里入木三分地讲述了拉斯普京的阴谋诡计和他的遇害，以及1918年罗曼诺夫家族十八位成员被杀害的经过，读之震撼人心。……感谢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才华，今后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将会显得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和更加让人魂牵梦萦。
——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华尔街日报》

这部《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俄国文学史中最优秀的一部”。 作者米尔斯基起初是当做教材来写作的，具有“通史”性质，它实际上由两部文学史组成：一，《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的俄国文学史》，二，《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其文字简洁优美，观点新颖独到，长期以来被欧美各国名校的斯拉夫系选为专业课本，在西方斯拉夫界享有盛誉，好几代学者都深受其影响。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巨著的翻译出版无疑填补了我国俄语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疏忽和缺失.

文学评论经典。《俄罗斯文学讲稿（读者期待已久的书）》是在俄裔美籍大作家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程时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分别对俄罗斯的七位重要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及其重要作品作深入的讲解和分析。这些讲稿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同时显示出相当独特的文学分析方法，具有很高的价值。

《猎人笔记》是一部通过猎人的狩猎活动，记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随笔集。随着屠格涅夫充满优美笔调的叙述，俄罗斯的大自然风光、俄罗斯人民的风俗习惯、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农民的善良淳朴和智慧，像一首首抒情歌曲在我们面前缓缓流淌出来，汇成一部色彩斑斓、动人心魄的交响诗。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是一部给人以无限美好的艺术享受和富有教益的不朽之作。

本书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别尔嘉耶夫从人、自由、恶、爱、革命、俄罗斯、神人、人神等问题出发，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视角，系统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 他认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起着巨大的核心作用。
别尔嘉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同源，使得这一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宗教哲学阐释令人惊异地充满了诗意的激情。别尔嘉耶夫火一样的激情、旋风般的思考，带领我们饱尝了“思想盛宴”。
目录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代序）
前言
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形象
第二章 人
第三章 自由
第四章 恶
第五章 爱
第六章 革命。社会主义
第七章 俄罗斯
第八章 大法官。神人和人神
第九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们
附录一
大法官
斯塔夫罗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
附录二
人名译名表
译后记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契诃夫一生著有四千多封书信，本书作者甄选出契诃夫最有价值的两百多封书信，每封信后附有作者的赏读文字。书信内容既有契诃夫与巨擘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蒲宁等交往的重要事件，也有罕见的他写给妻子克尼碧尔的滚烫情书，还有他旅行途中对自然万物热爱、对底层人民无私帮助的记录。契诃夫的书信画面感极强，随处流露出真性情，鲜活、真实地还原了这位现实主义批判大师、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伟岸身影后鲜为人知的可爱一面，反映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 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刘文飞
凯利的研究简洁但清晰有效，巧妙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文学人物群像，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人物和事件……此书独树一帜，有理有据，还非常耐读。
——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 约翰·贝利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各种形式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俄罗斯的民族文学是如何发展形成的？俄罗斯人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语言文化？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史写法，而是另辟蹊径，以俄罗斯文学的中心人物普希金为出发点，延伸探讨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俄罗斯人的作家崇拜、俄罗斯国内外对俄罗斯作家的解读、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民间故事传统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等。

这一次版本附了一些备考性质和教学研究性质的注解。做出这些注解，是企图使读者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部著作的一系列特点上，并且企图表明，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某条原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和教学活动的各个不同阶段是怎样演变着的；这本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技术方面的一些后的发现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等等。
本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建立演员创作体系方面的宏伟意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和第三卷有着有机的联系，因为第三卷是第二卷的直接继续。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为我们接受“体系”的中心部分一第四卷中所叙述的创造舞台形象等问题作好了准备。可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写完，因此这两卷书的出版，仅仅是把为这两卷书而准备好的手稿材料发表出来。
《演员自我修养》一部是“体系”方面惟一完成了的著作，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准备好付印的。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20世纪初俄罗斯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继承了西欧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传统、积累了他本人的表演和导演经验，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作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也是世界上表演艺术理论中非常具影响的理论体系。
本书为《演员自我修养》第1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作，是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必读作品。

《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是舍斯托夫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两位大师的评述。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即“天然视力”和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天然视力看到的是必然存在，是自明，而超天然视力则看到了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因则当人把生当作生，死当作死来看时，并不排除另一种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看法。舍斯托夫认为，托尔斯泰在面对最后审判时刻时，不得不抛弃自己伟大过去的一切，因为他已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地活着。
第二部分是舍斯托夫关于敢想敢为和俯首听命的片段集。其中论述到启示、哲学标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最后审判、存在的假象、存在的秘密、什么是美、认识你自己、哲学的当前任务、形而上学真理、通向真理之路、死的讽刺等问题，每节都主题鲜明、语言精炼、寓意深刻。
第三部分是舍斯托夫评述斯宾诺莎、帕斯卡尔、普罗提诺等著名哲学家的文集。舍斯托夫认为，正是斯宾诺莎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以为只有实体、数学方法是惟一的探索方法，其实质就是否定圣经，也就杀死了上帝。帕斯卡尔则与大多数哲学家相反，他不是去为理性大唱颂歌，而是在呻吟中去探索，到圣经中去寻找真理。普罗提诺虽然不否认理性，但他对理性失去信心，成了理性的憎恨者。最后一篇是舍斯托夫答复赫林教授评论的文章，论述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此文与胡塞尔有关，请把它与舍斯托夫论述胡塞尔的文章一起阅读。
本书撰写于1920-1924年间。1920年舍斯托夫离开俄国，定居巴黎。他写的“最后审判时刻”，发表于《现代人札记》（第1-2期）。1921年，他又写完“战胜自明”一文，这两篇文章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1922年，他写完“时代之子和继子”一文，1924年写完论述普罗提诺的“发狂的演说”一文，1926年写完“什么是真理”，它们共同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1924年他写了“科学和自由研究”一文，发表于1925年3月19、20日《新闻报》，后收入本书作为序。

主人公彼乔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到处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因而养成了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将自己的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彼乔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小说以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卓越的自然风景描写著称，文笔委婉优美，故事生动隽永，被公认为俄国古典文学的典范。

《中短篇小说选》内容简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数量众多，内涵深广，人物复杂，不易彻底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深刻而又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成功地刻画的善恶同体、破坏性格，以及善于使用内心独白，尤其是(与列•托尔斯泰同时)在世界文学中最先使用意识流手法等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的某些思想还使他成为现代派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十九世纪末至今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
这本《中短篇小说选》选录了穷人、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圣诞树和婚礼、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白夜、小英雄、舅舅的梦、鳄鱼、农民马列伊等中短篇小说作品。
《中短篇小说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数量众多，内涵深广，人物复杂，不易彻底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深刻而又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成功地刻画的善恶同体、破坏性格，以及善于使用内心独白，尤其是(与列•托尔斯泰同时)在世界文学中最先使用意识流手法等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的某些思想还使他成为现代派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十九世纪末至今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

本书是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写的，原为第四国际会议发言稿。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托派分子曾据英文本释成中文，以《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为名出版。现在这个译本是权据美国纽约道布莱德、多兰公司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本重新翻译的。

《精神领袖》汇集了十四位俄罗斯思想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评论，再现了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理想和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重要的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处女作《穷人》获得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赞扬，被誉为第一部俄国社会小说。其文学风格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哲学家尼采承认曾受惠于他，法国作家萨特称赞他对理性的专横的谴责有助于鼓舞他本人的存在主义信念。

作者通过对“人的救赎”这一问题的沉思，将现实的各个领域纳入其视域，对存在、上帝、自然、社会、国家、战争、民族主义、资产性、金钱、社会主义、爱欲、美感、艺术等，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同时也对自近代以来困扰诸多哲人的自由与客体化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本书可谓是别尔嘉耶夫的“百科全书”，囊括了他所有的基本思想，并借以反思其一生的哲学历程，其所触涉的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也是仅此唯一的。

本卷包括《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与《无根据颂》两部分：在《旷野呼告》中，舍斯托夫始终把自我堕入绝望之境的克尔凯郭尔的呼告，作为自己的思考的引导，或者说是一种映衬背景声。舍斯托夫始终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考比拟为“旷野的呼告“，恰恰在于他认识到一个偏离哲学正统轨道的思考境界。他们在旷野上赤裸着身体，踯躅徘徊，成了一个思想的乞丐。绝望是他们手中的扶杖。《无根据颂》是舍斯托夫的早期作品，大约是1903年开始撰写，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它当曾以其格言体形式、犀利的观点引起轰动。本书是一本打破以逻辑关联、成熟体系面貌出现的书，强调的是人的奇思异想。无需逻辑连贯性，无需根据，无需概念，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矛盾及对传统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