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 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赫伯特·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 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
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二十世纪神经科学发展史宏大画卷
诺奖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和科研历程
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何为一流科学、如何创造一流科学
出版十几年来引领无数学子走进科学殿堂
◎ 编辑推荐
☆ 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现伟大科学家的研究路径、问题意识与情志襟怀
作者以清晰易读的文笔，从研究者本人的角度 向读者介绍了最好的科学研究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从确定题目，到提出假说，寻找实验对象和方法，结识最合适的合作者，直到最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并使之进入商业领域的整个过程，为科学爱好者和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学生提供了行动的指引。
☆ 同时这也是一部二十世纪神经科学发展史
坎德尔的职业生涯，恰逢现代科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期。在他进入医学院后不久，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给整个生物学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神经科学——对记忆、情感、判断等心智活动的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在此时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浮现出来，而坎德尔就全程见证并参与了这个新学科从无到有的整个经过。
☆ 本书面向的读者群体较为多元，值得推荐给那些渴望从名人传记中汲取人生经验的普通读者、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读者、想了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读者，以及对“二战”奥地利犹太难民史感兴趣的读者。此外，本书译者还认为它是一本“赴美留学指南”，它如实地反映了美国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文化氛围，能给那些打算赴美留学的学子及其家长提供绝佳的参考。
◎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籍犹太裔神经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自传，在书中他不仅表达了个人对其生活和历史的感受和思考，也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神经科学这个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人们如何开始用生物科学的方法研究学习和记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领域得到了哪些发展，科学界又对未来怀有哪些愿景和期待。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神经科学这一学科的动向，更能窥见最顶尖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思考路径，以及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素质和襟怀。本书已被翻译成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斯语等十多个语种，先后荣获2006年度《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和2007年度美国国家学院知识传播奖。
◎ 名人推荐
☆ 恐怕没人能像坎德尔那样在细胞和分子的层面上推动人类记忆机制的研究。他破译大脑记忆密码的激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科学家。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伟大科学家如何进行思考，并带动了科学的发展。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
☆ 埃里克·坎德尔的这本书别人写不出来。他通过毕生的视角透视科学，跌宕起伏、硕果累累。我们受到了坎德尔持久的激情和坚定的决心指引。我向所有那些正在寻找有关大脑和记忆知识的个人观点，以及那些正在考虑开启科学生涯的读者推荐此书。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神经科学家
☆ 埃里克·坎德尔写出了一部绝佳作品，从头至尾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了神经科学在令人惊叹的20世纪后半叶的壮丽图卷。坎德尔把个人经历与科学研究融为一体，他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广泛交流，使得科学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共同事业。
——奥利弗·萨克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著名科普畅销书作家
☆《追寻记忆的痕迹》动人地讲述了埃里克·坎德尔站在脑科学前沿领域的大胆人生，他以分子生物学方法革新了我们对感受到的信息如何存储的认识。
——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 我向所有对一位重要科学家的人生和工作，或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进程感兴趣的读者推荐此书。……坎德尔优雅地做出的这些研究，会极大地诱惑有天赋的学生将他开启的这些令人难忘的工作向前推进。
——霍华德·加德纳，美国心理学会威廉·詹姆斯奖得主，著名认知心理学家
☆《追寻记忆的痕迹》融自传、科学史和基础生物学于一炉，是一部无出其右的才华横溢之作。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何谓一流科学，以及如何创造一流科学。
——E. O.威尔逊，美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社会生物学之父”

《加缪手记：第一卷》包含加缪1935年5月到1942年2月之间的手记，是了解加缪其人及其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记录，更是理解其创作的关键。他在手记中写下他的读书杂感、生活随想、情感波动，以及写作构思的方式，其中充满了精彩动人的哲学思考。书信手记最能凸显与呈现一个人内 心的诸貌与真实，通过加缪的手记，我们更能全面地了解这位被称为“以睿智与热诚，阐明了我们时代良知”的伟大创作者的心智与情感。
本手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属于哲学思考、片段的描写以及从生活中搜罗而来的谈话记录。手记里的许多片段几乎一字不改地用在了《局外人》《婚礼集》和《反与正》等作品中。
第二类是读书心得，包括影响他最大的作者尼采、戴·赫·劳伦斯、梅尔维尔和马尔罗等。《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的各个主题，不论是死亡的结局、清醒的心智、无神论观点和肉体生活的价值，都有在手记里反复出现与探讨。
第三类大部分都没有用在发表的作品中，有些则改写入早期的小说《快乐的死》。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的一个新诠释。格雷伯从人类学的历史出发，尝试勾划出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特别通过探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架构、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以及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打开一个走出国家—市场局限的视野。格雷伯书中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引发的问题，以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作为民主的新方向，强调人类学关于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以及怎样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书也是对人类学的批判：为何百多年来人类学家掌握了这些田野资料和人文志技巧，却不能为我们指出另一个方向？而这本书便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享誉世界的阿根廷诗人、作家、翻译家。西语美洲文学之父，创作风格深邃、博学，独树一帜，尤以融现实于虚构而臻于神秘的迷宫式构思著称，对世界当代文学创作及文艺批评均有重大影响。
1976年， 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本书为这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共十一篇对话，涉及博尔赫斯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
博尔赫斯的性格与谈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样意味深长，富于机智。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游走四方，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在旅行和闲谈中，他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博尔赫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主题，耄耋之年炉火纯青的思想，交织闪耀在这十一篇谈话中，使人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巨擘的心灵堂奥。
本书为博尔赫斯、巴恩斯通、西川三位诗人一次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诗艺合作。西川自1980年代开始译介博尔赫斯，二十年后重校精译，修订新版。编者巴恩斯通三十年后新作“后记”，重新评价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

★ 《思想史》作者全面解读20世纪，又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全史
★ 独树一帜的著史笔法，梳理现代人类境况的观念脉络
★ 20世纪为何如此与众不同，除了战争和政治我们还有什么
★ 写尽百年非凡的智力冒险，思想才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希望
★ 无删节全译本，理解20世纪的思想，就是 理解今天的人类
一己之力完成的百科全书，涵盖了20世纪所有思想的历史。
——丹尼尔·贝尔，哈佛社会学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思想的鸿篇巨制，展现出作者海量的惊人胃口和百科全书式的博闻广识……沃森有着提纲挈领的本领，又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通识作家。
——弗兰克·麦克林恩，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广受好评的《拿破仑传》和《荣格传》
囊括了无穷无尽的鲜活故事和天才思想，闪耀着20世纪无数发现的激动之情。彼得·沃森以精准、优雅的笔锋记录下几乎所有学科中重要思想家的闪光之处。正式通过他的笔触，考古学、历史和经济学变得如诗歌、音乐和天体理论一般美妙动人。沃森旺盛的求知欲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穷尽一切的胃口一定会感染读者，促使他们追寻更多的知识。
——《泰晤士报》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呈现出那些令20世纪翻天覆地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本书不仅涉猎广泛，而且沃森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是值得表扬，他总是能够让这个庞大的故事顺畅运行，从不会让其中的精彩和亮点从他的笔尖滑落。。
——《文学评论》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接续《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纵览风云变幻的20世纪，拨开战争和政治的迷雾，从思想入手理解这一百年人类的智力成就。
20世纪既是人类的多事之秋，也是思想进步的辉煌世纪。在这个世纪，全人类在奴役、对峙、战争和解放的裹挟中曲折前进、求同存异，我们也在各大学科中取得了微观粒子、基因结构、现代主义等重大发现。彼得·沃森用精准和优美的叙述笔法，将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帮助21世纪的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这是一部用思想写成的20世纪通史，书中的主角不再是世界大战和政治博弈，但它将包含战争的思想后果、冷战时期的科学竞赛、去殖民化浪潮的余波等仍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精神财富，它们将会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电影批评》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种。作者从具体电影的批评方法入手来进行《电影批评》写作，具有文学案例研究的方式。在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电影批评》作者先简洁而概要的介绍这一种批评理论的大致情况，比如批评对象、理论来源、主要内容等等，然后再进入到对具体电影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这样学生可以非常细致的了解怎样进行电影批评。

本书的第六版曾于2006年以《发现社会之旅》的书名出过中译本。本书为同一译者根据最新版本修订的新译本。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勾画了二百多年来西方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阐述了各个经典传统的发展，还讨论了当代理论的各种发展方向。作者叙述人物生平，往往着墨不多而有传神之处。评述各派思想，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知识潮流，溯其源头，追其余脉，使对各种思想潮流的介绍既简洁又深入。 使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还能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把握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整体脉络。

◆阿甘本成名作首度中文译介
◆“神圣人”生命政治系列的开篇之作
◆无可争议的政治哲学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在《神圣人》中，阿甘本旨在把关于纯粹可能性、潜在性与权力的问题，同政治与社会伦理的问题在以下语境中连接起来：后者已丧失其早前的宗教、形而上学与文化的立基。阿甘本从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碎片性分析中获得启示，进而以巨大的广度、强度与敏锐度，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中探查关于一种生命权力理念的隐秘在场。他指出，从政治理论的最早论题（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论述）开始，并且在整个关于主权（无论是国王还是国家）的西方思想史中，主权作为一种针对“生命”的权力的理念，始终隐秘存在。
阿甘本认为，这一理念始终保持纯然隐在的原因，在于神圣之域（或者说神圣性的理念）同主权的理念紧密关联的方式。阿甘本的研究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卡尔·施米特认为，主权者的状态乃是其所守卫的诸种规范的例外；人类学的研究已揭示神圣之域同禁忌之间的紧密交链。在此两者之上，阿甘本将神圣之人定义为那种能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人；在他看来，这个悖论性的人物恰恰仍活跃在现代个体的状态中——现代个体生活在一个对所有个体的集体性“赤裸生命”施加严密控制的系统中。
【媒体推荐】
阿甘本的感觉、叙述和思考都特别迷人。
——《政治评论》
《神圣人》绝对值得一读，因为它独具启示性和挑战性。
——《现代派》
正是这部著作，使阿甘本正式跃升为世界性的顶级学者之一。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初版于1983年，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世纪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纷繁复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梳理出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对其产生和流变、问题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京都奖”获得者、“杰斐逊讲座”主讲人玛莎·C.纳斯鲍姆代表作品
●权威学者历时两年全面修订，新增三万字导读，只为精益求精
●知名学者查尔斯·泰勒、刘擎、周濂诚意推荐
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恶的侵袭？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黄金般的品质？纳斯鲍姆将带领 我们，探究善的真谛，洞察人性本质。
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本书令纳斯鲍姆一举成名，不仅为她在学术界获得无数称誉，也将她的影响力拓展到公共领域。
这是一部内容广博、发人深省的佳作……纳斯鲍姆在下笔之初便打算写一部野心之作，探讨的亦是最为根本且历久弥新的问题……与大多数哲学著作不同，本书有着上佳的阅读体验。它必将在不止一个领域掀起变革之风。
——查尔斯•泰勒（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誉教授）
兼具敏锐的问题意识、严谨的文本解读、深邃的哲学思考与才华横溢的写作技艺，这种罕见的综合品质是纳斯鲍姆学术风格的最佳体现。问世三十年以来，这部著作在西方思想史、哲学与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中获得了卓著的声誉，堪称当代经典。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在运气与正义、情感与理性、戏剧与哲学、古代与现代之间，有一条久已废弃的秘密通道，纳斯鲍姆从“善的脆弱性”入手，带领我们拾级而上、拨云见日，不仅走通了这条路，而且给我们重构了一个异常迷人的古希腊伦理世界。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雅克·拉康是最富挑战性与争议性的当代思想家之一，也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诊疗室的范围，从而波及到了诸如文学理论、电影理论、性别理论与社会理论等不同的学科。本书不但完整地涵盖了拉康的学术生涯，而且还针对一些拉康的概念以及他关于这些概念的作品而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的导读，这些概念包括：
• 想象界（Imaginary）与象征界（Symbolic）
•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与阳具的意义（meaning of the phallus）
• 主体（subject）与无意识（unconscious）
• 实在界（Real）
• 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
肖恩·霍默（Sean Homer）把拉康的作品定位在了当代法国思想与精神分析历史的语境之中，因而他的这本《导读拉康》是对于这位极具影响的理论家的一部理想的导读。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存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埃里希·弗罗姆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本《逃避自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他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过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对嗣后的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政治体亦然。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下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 ”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