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
耗时四年倾力书写一部关于异族人、变形者的疯癫、妖艳、镜中幻城的恶魔之书
王安忆 莫言 梁文道 戴立忍 桂纶镁 跨界鼎力推荐
《西夏旅馆》是台湾中生代小说家骆以军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作者写作期间曾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最终耗时四年，倾力写就一部关于异族人、变形者的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疯癫、妖艳之书。
2010年，《西夏旅馆》荣获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首奖，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颁奖词中如此陈述：《西夏旅馆》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骆以军糅合私密告白与国族叙事，魔幻现实与情欲臆想，黑色幽默与感伤格调，铺陈现代中国经验最复杂的面貌。全书试探文学想象的禁区、人间伦理关系的极限，尤其值得瞩目。《西夏旅馆》文字华丽，结构繁复，意象奇诡，寄托深远，为新世纪华文小说所仅见。
本书获奖记录：
2008 《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
2008 《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说
2009 台湾文学奖小说金典奖
2009 第33届“金鼎奖”图书类最佳著作人奖
2010 第3届“红楼梦奖”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
推荐语：
骆以军是最近台湾十多年来最了不起、最有创造力的一位作家，而且甚至是整个华文世界里面最有重量的作家之一。……《西夏旅馆》在骆以军怪异、绚丽、有点色情意味的笔下，透露了外省第二代的漂流经验。
——王德威
这不是一部易懂的小说，但它是骆以军语言技艺的大成，更有可能是华文小说的新路碑。若要我用一句话去总结，我只能勉强地说：“西夏”在骆以军笔下成了一切历史中曾经灿烂登场却又终归灰灭的记忆之象征，“旅馆”乃是容纳无穷故事但又不可一一说完的迷宫装置，其奇诡复杂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这是台湾中生代作家对小说提出的疑问和挑战，大陆这边又有哪一个同代人愿意去接应回答？
——梁文道
骆以军是个蛮横的蠢孩子，他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把现有的时空砸个稀巴烂，再把齑粉般的碎片凑起来，搭一个莫须有的新时空，好歹拼成个四不像，却找不到进去的路径。正彷徨着，忽然蹈入一扇门，又陌生又熟悉，既不是砸烂的那一个，也不是新凑的这一个，而是第三个，叫做“西夏旅馆”。
——王安忆
这是一部庞杂的书，也是一部匠心独运的书。这是一部琐碎的写实之书，也是一部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象征之书。这是一部让读者望之却步的书，也是一部让读者手不释卷的书。
——莫言
长辈不在的时候，我们都称骆以军为台湾文坛一哥，六〇以降第一人。
——戴立忍
作家翻箱倒柜将一幕幕荒谬乖离的末世景象以无比温柔的笔触结印。自脱稿那日, 便注定是一部跨世纪、 跨古今与两岸的文学巨著。
——桂纶镁

大型史诗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以近些年对西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西夏王朝从兴起到灭亡的发展过程为历史线索，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电视表现手段，对西夏的历史文化做了一次最全面、最综合的展现。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本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

☆ 海外宋史领军人物刘子健成名力作，宋史名家虞云国长篇导读，邓小南、赵冬梅倾情推荐
首开士大夫政治研究之风气，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学术典范之作
☆ 批判性地融汇现代中国与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大成
重审士大夫政治的宿命，叩问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 从政治思想、官僚行为、政府运作发掘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
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富国强兵并非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标
☆ 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是由官僚体制所依附的君主专制政体命中注定的！
————————————————————————-————————————
邓小南：
本书是宋史学界的典范之作。王安石及其新法新政，不仅是理解宋代历史的关键，也是影响近世中国的重要纽结。作者以白描笔法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宋代中国的改革”之简明全景，举重若轻地提炼出特定时代具有根本性质的议题，体现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作者重视政治性、结构性的研究解析框架，阐释收放自如，其深广的观察视域、通透的思考境界、简捷的表述方式，无不予人以深刻启发。
柯睿格：
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
赵冬梅：
译介一本发表于半个世纪以前、用英文写就、面向英文学术世界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著作，有必要吗？有！刘子健先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从刘先生的论述出发，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读者可以共同思考。
————————————————————————————————————
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 。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本书在南宋至明代中期的长时段内，以徽州为代表区域，深入研究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士商群体的形成以及宗族组织的出现，三者之间相生相成的历史。本书认为，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出现，根植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宋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受王朝政治和地缘环境的影响，是理学价值观深入传播之下，士绅和商人等主导人群共同塑造的结果。本书采用了整体史的新视角，致力于重新梳理地方历史的发展脉络，探析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强调对方志、文集、谱牒等官私文献的综合利用，尤其注重在旧史料中开掘新内容，对人物传记和微观史实多有细致的考辨，兼具汉学研究的特色。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引用古今中外史料，几乎将关乎中古闽南泉州的材料搜罗殆尽。作者将所有涉及闽南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涉外关系资料，包括与闽南有关的涉外纪录、外交关系、外国人活动、居住区域、对外贸易等；二是高雅艺术资料，包括闽南地区的艺术理论、民间传说、文化遗产中的技术资料等；三是地方史资料，包括与闽南地方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当地学者的著述等；四是社会经济史资料，包括近期围绕宋元泉州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的各种研究成果。作者搜集和使用资料史料，完全超出了一般经济史或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所以，本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考证可信。此外，《刺桐梦华录》还绘制了不同历史时期与闽南泉州有关的数十幅资料表格和大小地图，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直观的图例；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差不多成为研究宋元时期经济、社会、法律、建筑、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指南。

公元982年党项族大首领李继筠病逝后，党项族陷入了群龙无首之势，叛乱、战争、争权夺势。在这混乱的局势下，党项族长后裔元昊以他的大智大勇平息叛乱，剿灭各个权势将本来分散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诸侯统一起来并于公元1038年建立了大夏国，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
然而元昊野心勃勃，不甘心于向北宋、契丹伏首称臣，一直梦想马踏中原，称帝图皇，一次次发动对宋战争，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内外交困。
公元1048年正旦之日，沉积多年的种种矛盾终于爆发，太子持刀入宫杀死了元昊，而太子被国相处死，元昊的遗腹子谅祚却当上了西夏王朝的第二代皇帝…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一章辽朝的历史。第二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四章。第五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六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七章元后期的历史。第八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九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1986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的“宋朝经世思想与行动学术研讨会”，海外著名宋史研究专家群贤毕至，在政治史、制度史与思想史交汇的层面，讨论宋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所做的努力。这次会议影响了海外宋史研究范式的转移，也产生了这本关于宋代治国方略的学术论文集。

文强武弱的宋代堪称全面开放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跃的程度与连续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又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时代。本书作者精研宋史多年，长于宋代政治制度，又不为过去史学界一些“主流”观点所束缚，具有广阔、新颖的视野。本书描绘了宋代的政治变迁、制度设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以政治史为主，将宋代历史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书中对宋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重新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同情之理解，从宋代的历史和当时实际的效果中予以评析，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

本书概括介绍了西夏历史和西夏文文献，主要论述了西夏文字构造、西夏语音、词汇、语法，并解读各种类型的西夏文文献。其中有大量的例字、例词和例句以及大量文献图版。本书稿是作者集50年西夏文学习、研究的积累，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编纂成的国内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具有开创性、前沿性和实用性。

这本由吴天墀所著的《西夏史稿》的编写，主要在给高等学校学生作课外读物，给中等学校教师作教学参考用书。在史料搜集的方面，也可供有志钻研西夏历史的读者作前进的桥梁。
在《西夏史稿》的编制问题上，要向读者说明如下几点：
一、西夏史料主要散见于各种旧籍。《西夏史稿》在陈述史实，特别是征引旧籍时，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以便读者进行核对，纠正错误。二、对于不便叙入正文的补充性资料和考证性文字，悉依重要程度，适当载入附注。三、《西夏史稿》在行文中摘录旧籍的文字，一般是浅显易懂的。摘录的用意，在于避免不必要的多一度转述而更能直接反映历史的真实。其次，也让读者适当接触我国古典历史著作，以便于对中国历史（自然西夏历史也包括在内）作进一步的研究。

内容简介：该书收录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党项西夏论文二十余篇，针对党项源流、党项部落分布与迁徙、党项姓氏、党项风俗、西夏军事制度、宋夏战争、金夏关系、西夏文化及元代西夏遗民诸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与论述。

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刊於西夏仁宗乾佑二十一年(1190)。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木刻本﹐蝴蝶装﹐共三十七页。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编纂目的是为了便於番(党项)﹑汉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书中每一词语都并列四项﹐中间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汉译文﹐右边靠西夏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左边靠汉译文的西夏文为汉字注音。词语编排以事门分为九类﹕①天体上(天空)﹐②天相中(日月星辰)﹐③天变下(天体自然变化)﹐④地体上(大地)﹐⑤地相中(山川河海)﹐⑥地用下(矿产﹑植物和动物)﹐⑦人体上(君子﹑小人)⑻⑧人相中(人体各部)﹐⑨人事下(人事活动及有关事物)。最後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该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对解读西夏语起了重要作用。原书刊本现在苏联﹐目前流行的是罗福成1924年的手抄石印本。
俄国柯兹洛夫从黑水取走的《掌中珠》，原件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一九一二年，罗振玉在日本会见当时的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掌中珠》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掌中珠》九页，付诸影印，始在学术界流传，但尚不过全书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二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氏又借得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一九二四年由贻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刊行于世，这便是后来流通较广的罗抄本。数十年来，由于苏联方面一直未将《掌中珠》全部原件发表，后人的研究就不得不以罗抄本为据，学者每以不见全豹为憾。七十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访苏，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摄得《掌中珠》全部，归国后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一九八二年以《合时掌中珠》为书名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刊布，书后附有《掌中珠》全部原件影照，陆宽田将其分为Ａ本和Ｂ本。至此，湮没约八百年的《掌中珠》原件终于重见天日。

2005年2月第1版 有2005年11月北平2印本

亦邻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在蒙古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论文多用蒙汉文发表，每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蒙古学教学、研究者以及研究生必读之作。为了满足读者和教学研究的需要，值亦邻真先生诞辰70周年之际，于2001年7月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亦邻真蒙古学文集》。文集收入亦邻真先生有关蒙古学的论文、书评、专题讲座稿、札记、序文、辞条共36篇（部），其中部分蒙、汉两种文字发表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专题讲座《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和《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是由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四个非汉民族分别建立的或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权，由于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汉族历史学家往往对它们不大重视，尤其是对与宋朝同时的北方政权更是抱有偏见，于是王朝的顺序人们习惯于说“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四个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其实这些政权和汉族政权一样，对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