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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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的是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敏锐地抓住了其最重要的特征。本书可以从不同层面去阅读。首先，本书思考了清朝统治的具体特征，特别是民族意识在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做出了新颖而富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其次，它细致再现了巡幸这一历史上的重要活动，及其作为展示、仪礼、思想、身体等活动的重要意义。第三，它揭示了乾隆皇帝的独特个性。总之，本书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本书。
——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
张勉治对巡幸的描述很具体，这值得称道。他不是简单地概括清帝的巡幸，而是告诉我们，巡幸何以会在不同时期一再举行。本书并非一项狭隘的巡幸研究，在作者笔下，巡幸是透视清朝统治的棱镜，巡幸绝不是远离宫廷生活和国家治理，而是乾隆皇帝统治国家的有力且不可或缺的工具。
——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柯启玄（Norman Kutcher）
作者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帝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的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的活动、文字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描述跃然纸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刘文鹏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大学人文社科读本)》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百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全书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

南海东北隅作为一个地理范围，大致包括粤东和福建沿海、台湾海峡、台澎诸岛以及吕宋岛到台湾南部海域。本书从全球、国家与地方等层面入手，探讨了该区域在近代早期的联动及一些相应的变化。全书共七章，可分为三部分，分别对应于本来就有的地方社会秩序，殖民势力的影响，以及王朝易代和社会重组。大致而言，前三章讲述“寇”的本质并揭示地方或区域秩序的本源，四至五章反映西班牙与荷兰殖民势力的扩张及其作为一种变量对闽粤到菲律宾海域秩序的影响，六至七章论述产生“寇乱”的滨海社会重组以及王朝国家联合殖民势力进行征伐的努力。作者强调，区域本身即有自己的秩序，并会基于这种秩序因应外界变化而演化出既带有“特殊性”又与更广泛区域共享“普遍性”的新的自在性秩序。

本书是日本著名思想史学家子安宣邦的代表作。
江户时期是日本近现代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对包括中国儒家思想在内的日本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阐发，建构了其后日本思想史发展变化的若干重要基础，影响至于当代。
本书通过对中江藤树、山崎暗斋、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江户时期的重要思想家的重新解读，重构了江户思想，并以新构建的江户时代观，反观于近代，使读者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日本近现代思想发展的脉络，而本书作者具有创造性的解读，更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了解日本思想史的方便门径。

明朝积极利用了各种媒体塑造并传播军事大典壮观场面，在信息科技尚未发达条件之下，皇帝希望借此与外界接轨，利用文臣诗赋的平台来传播圣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皇帝与廷臣之间冲突层出不穷，但是至少在明初时期，在颂扬军事大典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排斥了大规模军事大典，将其描述为极其虚伪、毫无实质意义之举，军事大典很难起到展现皇帝魅力、彰显王朝军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军事大典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它是一种消遣方式、一种运动爱好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政治符号、宫廷典制等。
——鲁大维
【内容简介】
与大多数帝国一样，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在明朝的头两百年，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骑术表演、校场阅兵和皇室兽苑数次激起争议，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围绕它们，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君臣关系、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张。鲁大维充分挖掘明朝的诗歌、散文和画作，在亚欧大陆近代早期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动为立足点，剖析明朝宫廷文化的变迁，并揭示了明与帖木儿汗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性。
【本书荣誉】
《神武军容耀天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明代的君权、君臣关系，以及明在亚欧大陆统治模式中地位的认知。为检视明廷统治中的这个重要但长期遭到忽视的方面，鲁大维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罗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鲜关于明的记录，并把它们合理地组织起来。他致力于消除学术界中的“长城心态”，把明朝带入欧亚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关于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宫廷间的比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神武军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亚欧历史的大框架下，强调了尚武文化对明廷统治权维系的作用。鲁大维阐明了尚武文化为何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明显——因为现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对态度的文官之手。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仔细阅原始资料，并深入理解相关政治语境，而就此方面来说，鲁大维的博学和知识面之广值得推崇。这本著作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空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尚武展示活动，以及其对明朝武力展示——无论这种展示针对的是国内还是国外观众——的重要意义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学
书中的叙述生动形象，又一次展现了鲁大维对中文原始史料和东亚学术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观点，让读者进一步认识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韩慕肯 (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还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与传统著作中俯拾即是的思想研究理路不同，《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作者艾尔曼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发表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以清代灾荒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这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所决定的：首先，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研究清代的灾荒，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清代灾荒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例如我们所编的《中国荒政全书》中，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就占了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九十强，不可谓不宏富。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对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是我们在2l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汇兑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等问题都颇有新意。该书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书中采用了大量宝贵的外文资料，如英国议会文书等，对国内的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本書以「據實性假說」為切入點，考察日本中世以來圍繞「崇神尚武」和「崇利尚力」原則而次第推進的對華「請封」和對己「自封」過程。
日本天皇即位禮「大嘗祭」中的「真床覆衾」儀典及相關風俗源出於商朝等學術考證，一定程度上為人們重新認識包括《皇室典範》和《帝國憲法》在內的日本觀念結構、制度設計和行動軌跡，提供了某種基因式觀察維度。日本史上的祭政二元、萬世一系、崇神輕德、拒斥革命以及自我皈依等文化底色和立國性格，曾通過弱勢時對華請封和強梁時自我冊封等利害周旋和軍事行動，一時間達成過其「去中心化」指向下的「自中心化」夙願。但是，對「神國」錯覺的虛幻依賴、精神膨脹和武力擴張，亦無法不使國力有限的日本，反復自陷於勝負無常和速興速滅的境地。白村江敗績、文永弘安險勝、壬辰丁酉再敗、日清戰爭完勝和侵華戰爭完敗等中日系列兵燹，既記錄下兩種價值體系的不同世界對待方式，也向東亞內爭的實際意義提出了質疑。

本书是根据1955年我向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和社会学系提交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编写而成的。我从事的这项研究，代表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创举——哈佛大学首次由上述两个系共同授予一个联合学位。这种研究工作即是，把由更为关心远东文明的人本主义学说发展而来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源自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
感激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哈佛－燕京学院在经济上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用全副精力从事这项研究和写作。是埃利舍夫（Serge Elisséeff）讲授的日本文学，第一次引起我对心学①的兴趣，同时也正是与他一道首次研究起心学原著的。我要感谢埃利舍夫教授和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他们在我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是佩尔泽尔（John Pelzel）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始至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前者以其渊博的日本文化和社会知识使我受益匪浅；后者为我勾勒出一个理论框架，使我的论文写作可以在这个框架中纵横驰骋。克雷格（AlbertM.Craig）通读了原稿，他提出的几点建议已经纳入文中。在审校日译英译文方面，马龙夫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并十分热心地协助我撰写了书末的术语条目和人名索引的文字部分。最后，我要对内子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协助表示感谢。她不仅校订了全部手稿，打印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她是我最好的批评家，并始终是激励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源泉。

王毓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和明史专家，对我国古代的货币起源及其发展尤有系统的研究。本书包括了作者最重要的著作，特别是不少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著作，这次亦收入了本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就。本书共分4卷：一卷为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二卷为莱芜集；三卷为莱芜续集，四卷为明代的军屯。
毓铨写出的文章，既宏观又有微观，故能从发展上和全面上看待作何一点一面的历史问题，得出有创新之见的新论。如《明黔国沐氏庄田考》一文，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可以说是有创新，有突破、第一流的好文章。读者自己去读他的文集吧。

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作者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蒙古源流研究》是对《蒙古源流》这17世纪蒙文蒙古史书的代表作进行科学整理和研究的学术专著，包括：导论；译文和注释；经过校订的原文拉丁音转写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