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个博物馆，都称自己为"故宫博物院"而不惮于异国人的混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被分割成两个的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它们曾经水火不容，而今却渐渐地在彼此靠近。本书以独特的角度，用历史的放大镜，让我们观看到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成长和离乱，它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它们会合并成为一个故宫博物院吗？
本书揭秘清末文物如何大量流出国境、蒋介石战败逃亡之时为何以当时万分珍贵的军船搬运文物，这些文物在台湾经历了怎样的仓库阶段，后来又在怎样的国际情形下开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阴谋对台北故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今故宫博物院又如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纽带，并顺带描述了近年海外华人回购文物的动态。大视角包括了历代政治斗争的各方动机、小视角则详细到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访谈，既是一部丰富的近代文物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完整的隐藏在故宫文物背后的中华民族近代辛酸史。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
爱尔兰记者奥克莱里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在本书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为框架，围绕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将苏联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心向背，用细致可靠的描写，表现得清晰而传神。
苏联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就像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从最初的联手合作，到后来的冲突不断，终于变得势同水火，各不相让。最终，戈尔巴乔夫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认识上更加糟糕，而叶利钦则在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 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美国，1960年代。
“如果要去荒原，你会与谁同行？”
“戴维•布劳尔。”
戴维•布劳尔，美国《荒原法案》主要推手，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地球之友创始人。他是同行眼中“荒原保护的代言人”。
在布劳尔担任执行董事期间，塞拉俱乐部的会员从七千增长到七万七千人。在他的领导下，俱乐部影响着美国有关土地、海洋和大气利用方面的立法。对于美国垦务局而言，布劳尔简直就是一个恶魔，他以一己之力，将大峡谷中两大水坝的建设至少推迟了两代人的时间，并有可能永远都造不起来。
这本书记录的是布劳尔的三次荒原之旅。与布劳尔同行的分别是：
查尔斯•弗雷泽，“美国最顶级的两位地产开发商之一”，自认为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觉得很多所谓的环境保护分子，其实是环境保存分子。
查尔斯•帕克，美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他认为，“如果在白宫底下发现铜矿，那么白宫就该移走”。
弗洛伊德•多米尼，美国垦务局局长，职业生涯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建造两百米高的大坝。他觉得“大自然毫无恻隐之心”，而布劳尔“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保存主义者”。
三场旅行，一个时代的声音。危机与变革、环境与发展、争执与妥协，所有这一切，都将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否还能与荒原同行？

199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谢尔曼驱车前往亚力克站报到。
亚力克站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虚拟”情报站，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于中情局反恐中心。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
亚力克情报站已经搜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资料，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者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
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之后的时间里，谢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谢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谢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头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谢尔曼，只能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怎样才能阻止它？
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来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前从美国开始的。

在美国，穷是一种原罪。
为什么人们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教育、医疗和住房，就业、税收和福利，乃至性别、地域和文化。
穷，永远都是一个“系统”问题。
普利策奖得主，聚焦美国“穷忙族”，看见“看不见的美国”。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
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一切饱受质疑。
对于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美国的经济起起落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资产净值差异加大，形成两级分化的局面。富人学区与其他学区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因哮喘缺课的孩子更多了，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的人更多了，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更多了，做底层工作的非法移民更多了。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不过就是说明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

讲述30年来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和小八卦
作者的话——
关于真正的台湾，你又了解多少？
这是我常常问大陆朋友的问题。
蒋氏家族，对台湾人来说有不寻常的意义：蒋介石被说成是“龟精”转世；蒋经国总是一席夹克走天下；蒋孝文狂妄嚣张，喜欢乱来；蒋孝武被“江南案”影响了一生；蒋孝勇虽然性格收敛。台湾族群里，有让人同情的老荣民，也有比《宝岛一村》更真实的眷村生活；台湾教科书上不但有蒋介石的励志故事，更有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在金门和马祖当兵，还会冒出“无头部队”和“水鬼”的传说；在浩瀚的书籍和歌曲中，有很多都已经改了名字，甚至被禁，远离人耳目。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真是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在这本书里，我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讲述三十多年来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与小八卦，与您分享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这是一个关于探 险 玩 耍、为 非 作 歹、吸 毒 勒 戒、艾 滋 茫 然、世 代 差 异、文 化 冲 击 和兄 弟 情 谊的故事。”人类学者刘绍华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口述历史，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缘群体的遭遇、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作者更深层的关 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刘博士）的分析将贯时性研究与现时性研究两种方法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勾勒出一个完整图像，让我们了解诺苏人所面临的时代动荡与困境。本书应会成为人类学经典著作。
——黄树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作者的媒体经验和人类学知识一并融合在其细腻的文笔之中，展示了诺苏人面临内外政经巨变之时的艰难选择，他们的刚烈与信奉、悲情与踯躅均一览无余。
——庄孔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
◆作者聚焦于彝族男性青年到城里打工与凉山地区艾滋病流行的关系，她没有忘记将艾滋病问题在凉山地区的出现纳入历史文化以及全球化的维度加以分析。在优美细腻的叙述中，读者不仅看到人类苦痛，还可以发现一个民族的自尊。本书完全可被视为一部医学人类学经典著作。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

成功改造的旧警察 | 身败名裂的团支书 | 提心吊胆的大夫 | 疗养院里的“反革命”
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 | 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 | “搞关系”的业务员 | “特嫌”缠身的技师
本书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人生经历，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每一页，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中国首次正版引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无前例的残酷记录
★在孩子眼中，战争有不一样的面孔……
★作品被译为35种文字，屡获世界 级权威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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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本书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战争发生时，他们只是2—12岁的孩子。这本书就是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真实再现。
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眼里的战争，要比《我是女人，也是女兵》一书里女人的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惊人。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
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
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
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
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全书分为“扎卡维的崛起”“伊拉克往事”和“伊斯兰国”三卷。当1999年约旦政府特赦一批政治犯时，没人意识到其中那个名叫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男人，后来会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恐怖组织的幕后策划者。2006年扎卡维在美军空袭中身亡之后，扎卡维的继任者巴格达迪力图实现扎卡维生前关于建立一个极端而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的梦想。在邻国叙利亚混乱升级之际，巴格达迪把暴力带入这个国家，并且在伊拉克成立了伊斯兰国，开始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暴力恐怖行径。作者沃里克还在书中介绍了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国的对策、措施及成效，指出布什与奥巴马两任总统在中东问题上的种种错误之举。最重要的是，本书指出了我们的希望所在——伊斯兰国正在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彩图呈现 | 台北故宫珍宝物语
八卦掌故 | 四个故宫历史钩沉
第一篇「话文物」，讲述《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的故事。不只写文物本身，更写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写战时的颠沛流离，写战后的阴差阳错。
第二篇「谈故宫」，每一话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过去。“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
第三篇「访昔人」，是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主导东南亚商界的精明华人大亨创造了该地区的经济奇迹，对吗？错！事实上，上述经济增长和复苏都是由平凡的出口行业推动的，而非这些大亨。史塔威尔得出结论：“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作者反驳风行的“文化论”，指出东南亚富豪普遍是华人后裔或有华人血统，与传统儒家文化无关。正像作者所指出的，《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不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激发读者思考，从而探索一条使亚洲保持持久的平衡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