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内容简介：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多年来高温不退，而真实的武术和武林到底是什么样子？始终浓雾重重，一般民众难有概念，甚至会觉得武侠文化仅是想象和虚言。《逝去的武林》这本书则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武林。
真实比想象更精彩，清朝灭亡后，民间习武的禁忌被打破，为解救民族危机，孙中山、冯玉祥等政界领袖提倡武风，甚至直接在武馆任职，中华武学呈现出一个高峰期，其中形意拳一门风光无限，代表着武术实战的最高水平。
李仲轩先生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门下，后退隐几十年，未曾受过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流的侵扰，他所见证的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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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李仲轩为徒，是三位大师早有的深意。老一代拳师多因文化水平所限，即便武功修为很高，却深陷无法表达之苦，李仲轩能留下文章，是中华武术的一次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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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以特殊形式写就的人物传记。作者从一堆保存在意大利摩德纳的有关艾波尼多的信件、账本和资料中，以细节再现与故事叙述的方式复原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王子的一生。从一张张账单、一次次购买、一段段旅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贵族奢华生活的种种细节，而在这些细节背后，则是16世纪欧洲的政治风云：教皇与公爵的尔虞我诈，法国与西班牙的连绵烽火。这绝不仅仅是一部生动详实的历史人物传记，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16世纪欧洲社会风情的真实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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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柏杨的计算，从黄帝轩辕到清代溥仪，中国出现了三百九十七个帝和一百六十二个国王，这五百五十九个称帝称王的头目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而帝王之死，无论是幸运地因与“宫廷里如山如海的美女们昼夜上床，旦旦而伐”以致死在龙榻之上，还是不幸地以帝王之尊而被绞死、饿死、囚死，其内因皆是自作孽的制度结构。在男性争权夺势的世界，政治因素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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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于玄学与佛学之关系、言意之辨、本末有无之争等问题的论述阐释，均有所创见，基本能够涵盖魏晋玄学的主要方面。作者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玄学思想中考镜源流，并掘发其中所蕴的义理，其治学之严谨，考订之精密，在本书中可见一斑，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 本书对于玄学与佛学之关系、言意之辨、本末有无之争等问题的论述阐释，均有所创见，基本能够涵盖魏晋玄学的主要方面。作者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玄学思想中考镜源流，并掘发其中

本书是作者对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对在夹缝中喘息的中国人，对被扭曲、扼杀的人性，进行的一次深刻而痛苦的反省，是“重读大时代”系列中的一种。
全书共收录14篇文章，其中《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剖析了本具有独立精神的孔子，其思想是如何最终沦为统治者需要的工具和滥觞的；《成功的罪孽》尖锐地指出商鞅在以“法制”为特色的铁腕政策帮助秦国日益强盛的同时，也开了钳制思想、压制民意的先河；《灰堆》则通过解析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无情地鞭苔了统治者灭绝文化、践踏人性的残暴行径，指出这一事件给灿烂的华夏文化和思想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全书以崭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回溯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时代下人文精神坚韧的嬗变和各个层面中国人的生存景观。

英国是迄今少数保留君主制度的国家之一。自从一零六六年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岛后，开始了英国特有的文明。一六八五年的［光荣革命］，资产阶级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政体。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提升了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使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剧变。

《疯子、傻子、色情狂》一书向我们讲述了古往今来王室成员们干下的最了不起的(或者应该说是最糟糕的)坏事。从古罗马到爱德华七世统治下的英国，从凡尔赛宫最豪华的房间到巴士底狱最黑暗的角落，欧洲的伟大君主们不论在创造暴行、自相残杀或是表现各种病态欲望等方面全都是无人能及的佼佼者，要不然他们就会以最不体面的方法离开人世，或是触到最可怕的霉头。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和作家，却因为希特勒发动的一场邪恶的战争，于花季之龄死于纳粹集中营。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会大环境中，藏匿且充满恐怖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因此，《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心灵世界的独出心独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唐朝的黑夜》的解读者用好奇的眼光和诗化的文笔透视着唐朝的黑夜和发生在黑夜里的惊悚和惊讶。将笔触控入历史的深处，像剥竹笋一样将一段段的诡异进行层层析离，让我们去亲身感受唐朝夜下的冰凉和神秘，同时也让这种诡异如那漆色的黑夜一般，飘散到每个读者的心底。
《唐朝的黑夜》是部潜藏于中国历史深处的诡异奇书，它仿佛是一份内容丰富的唐朝晚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珍宝、科技、民俗、医药、矿产、生物、政治，仙、佛、鬼、怪、道、妖、人、动物、植物、酒、食、梦、雷、盗墓、预言、娱乐、刺青、壁画以及超自然现象，可谓包罗万象。该书有前卷20卷，续卷10卷，风格诡谲，内容更是闻所未闻，读后令人或目眩神迷，或心也神往，或恍然大司，或战栗不已。

《花间集》原为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成书于公元940年，是中国最早的词选集，其内容多写男女艳情，涉及上层妇女琐碎、休闲、侈糜的日常生活，且好以女子口吻为之。
这本书以《花间集》和部分晚唐、五代、宋代诗词中描写的十六种物件如屏风、枕头、梳子、口脂等为线索和底本，以当时的造型艺术（纸上绘画、壁画、饰品等）为参照，深入、充分、兴味盎然地探究考证一千多年前中国女性生活的种种细节，尽力再现那个遥远的年代之一角，有助于读者了解、感受中国的古代社会，也有助于理解和体会滋味复杂、褒贬不一的“花间词 ”。

柏杨认为“冤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而尊贵的皇后们往往更是与之直接相连。生活在深宫中的女人们，其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永无休止地“夺床斗争”，“夺床”的本质又不外一个权字。她们不是漂亮和不漂亮的差别，而是漂亮和更漂亮的差别，每一个如花似玉的对手都是另一位如花似玉。这些美女被投入到蛇蝎宫廷，她自己也就变成了蛇蝎，而最终的命运还难免被另外的蛇蝎咬死。这些看似高贵美丽的女性，不管是被杀死、绞死、气死、跳河投井，都不过是时代悲剧加时代丑剧。

皇太极的女儿下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是为了表明清政府对汉族降将的倚重，但对于公主，最终却是丧夫失子，孤老一生。
乾隆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和坤的儿子丰绅殷德，虽不含政治目的，但夫妻间的性格差异，使她享受到的只是冷落孤寂，最后还不得不成为嘉庆与和坤矛盾的受害者。
荣寿固伦公主本是恭亲王奕诉的女儿，却成为了咸丰的养女，成为了清王朝的末代公主。
……
本书以清实录、清代档案、清人笔记等史料为依据，聚焦于公主这样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在描述清代十二位公主悲欢离和、起伏跌宕一生的同时，也揭示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兴衰废替的历史必然。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庄士敦的怀旧集，以他与溥仪的主要交往经历为线索，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冯玉祥逼宫等事件的看法，客观反映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艰难过渡。虽然对某些问题有狭隘之处，但一些看法不乏思考的光芒。《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笔触细腻，还对溥仪的一些生活小事有详细记录，如五四运动时期，溥仪阅读《新青年》；1922年，溥仪将结婚的巨额礼金捐给慈善机构；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溥仪捐款巨大，等等，展示了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歧途的溥仪。这些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溥仪和民国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初版于1934年。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庄士敦在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溥仪为《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作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为线索进行问讯的。《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即有这本书。
1988年，以此书为框架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该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张岱是公认的明代散文大家，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堪称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性喜游山玩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但四十九岁那年，清兵入关，张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转折。他带着幸存的家人逸隐于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余生力修明史，八十八岁方成，是为《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
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还归龙山是张岱的一个选择，能自主画下的一条人生界线。不论是怀志一生纂修的《石匮书》，还是《陶庵梦忆》里一幅幅简约、多情善感的前朝旧事，镶框着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荡之间，隐隐浮现。
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康熙是公元1661年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作者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