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来翻译出版此书，无疑是有点晚了，因为哈贝马斯的原著是1985年出版的，如今20年过去了，当时看起来激烈的言辞，现在已经多少失去锋芒，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晚年已经与他的批判对象之一德里达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所作的最有影响的回应。而哈贝马斯的地位也决定了，当我们寻找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异的声音时，自然就会想到这本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梳理了德国自己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巴塔耶、福科、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代表的法国思潮。但我们的疑问或许是：哈贝马斯真的看懂了他的法国同行们在干什么吗？他将“巴塔耶精神子嗣”的头衔硬派给福科，难道是恰当的吗？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提出对法律和宪法的范式性背景理解加以澄清，它所针对的是法学界日益流行的法律怀疑论，尤其是我怕谓的虚假实在论，它低估了现存法律实践的那些规范性预设的经验效用。在我们自17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着的关于政治共同体之法律构成的讨论中，还表现出了一种对整个现代笥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不仅存在于一种普遍主义道德意识的种种证据之中，而且存在于民主法治国的自由建制之中。商谈论所要做的工作，是对这种自我理解作一种重构，使它能维护自己的规范性硬核，既抵制科学主义的还原，也抵制审美主义的同化。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哈贝马斯很好的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