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节录〕
帝①曰：夔（2）！命女典乐（3），教胄子（4）。直而温（5），宽而栗（6），刚而无虐（7），简而无傲（8）.诗言志（9），歌永言（10），声依永（11），律和声（12）。八音克谐（13），无相夺伦（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注释】（1）帝：指舜。（2）夔：人名，相传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3）女：汝，你。 典光：主管音乐。（4）教胄子：胄，长。这句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一说，胄子指嫡长子。《史记・五帝本纪》作《教子》。（5）直而温：正直而温和。（6）宽而栗：宽弘而庄严。栗，坚貌。（7）刚而无虐：刚毅而不苛刻。无，不，下句同。（8）简而无傲：简易而不傲慢。（9）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史记・五帝本纪》作“诗言意”。（10）歌永言：永，长。这句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11）声依永：谓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12）律和声：谓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律吕，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13）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里金指铜钟，石指石磬，木指木制的祝（音祝，形如漆桶）、（音语，形如伏虎），大抵都属体鸣器；革指鼓，属皮乐器；竹指帘，匏（葫芦之属，古代制笙的材料）指笙，属气乐器；土指埙（音勋，陶哨），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这是八音的原始分类法。后来因乐器所用的材料逐渐复杂，分类也好生变化。八类乐器不同，所发的音也不同，所以称为八音。 克谐??达到和谐。（14）无相夺伦：不要搅乱次序。 无，毋。（15）神人以和：原书以为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16）於：音乌，叹词。（17）击石拊石二句：石，磬。拊，小击。二句旧注谓击附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按：百兽率舞疑为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百兽指各种化装的动物图腾。
【说明】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影响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

本书材料丰富扎实，显示著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园地的业绩。如他对于数量众多的宋代诗话，较早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其数十万字的《宋诗话辑佚》一九三九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出版。本书中关于宋代诗话、诗论的翔实叙述与细致分析，即建立在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对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少重要对象，都下过深入的考订诠释功夫，如社甫、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建国后均有笺注问世，但其工作则大抵开始于二三十年代。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引用一些习见的材料，而是认真检阅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不怕艰难枯燥的毅力来支持。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在通读大量材料，获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以后才下笔，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现了重要观点，他都经过慎重考虑，然后进行论述，因而显示出在运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很深厚的功力。在这方面，郭先生可说是继承、发扬了清代学者黄宗羲、全祖望认真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精神。
本书在史的叙述与论断方面，也很有识见和特色。本书自序指出，著者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注意客观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是一个良好榜样。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而不仅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论的辑录。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周、秦至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此期文学观念由含混趋向明晰（即人们逐步注意把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区别开来），重视文学的新变。二是隋、唐、北、宋时期，文学观念由明晰趋向含混（即不重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的区别），重视文学的复古，但在复古中仍有变化发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点是在前此两期的批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调和融合，新见较少，但谈的较有系统，名之日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参见本书自序）。这是对中国古代长时期文学批评的宏观概括，显示出著者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这一概括固然不能说完全恰当，但著者以古代的文论（包括赋论）、诗论为概括对象，也自有其合理性。于前两个时期，著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如文、文学、文章、文笔、音律、神、气、道等，注意细致的辨析，以显示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反复；于第三时期，由于这些概念术语所显示的文学观念已无大变化，而批评家及其著作则数量众多，因而把论述重点放在批评家及其流派方面（参见本书下册第一篇总论）。这种做法，也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