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 we evaluate the power and utility of language when it has been made to articulate falsehoods in certain totalitarian regimes or has been charged with vulgarity and imprecision in a mass-consumer democracy? How will language react to the increasingly urgent claims of more exact speech such as mathematics and symbolic notation? Thes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Steiner addresses in this elegantly written book,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to international acclaim.

本书从人类学仪式理论、仪式的文学人类学解释、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酒神系谱、酒神的美学发生学原理及酒神的文学原型叙事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试图说明：像“日神／酒神”这样的纯粹具有西学伦理和哲学美学发生学意义的叙事范式其实充满着“东方叙事”的因子；它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历史变迁过程。它可以说明：在“西方文学”的“我者叙事”当中，事实上存在着许多东方文化的“他者叙事”。如果说比较文化（文学）的学术反思在今天有什么特质的话，其中之一便是所谓“西方”的文学叙事范式（假定为“同质性文学”）本身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比较”，包括“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因为连“西方文学”这样的概念都是“想像”和“制造”出来的。由于一个标志着帝国隐喻权力范式的作用，许多历史因素或经过选择，或经过排斥，或经过变形，或经过转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共谋”（Complicity）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例证。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是一部具有革新意义的比较文学教材，同时又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著。与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比较文学教材不同，它并不泛泛介绍、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学理，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中日韩东亚三国比较文学的美学特质，为东亚比较文学研究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途径。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研究的视角。从事中日或者中韩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已经在中日、中韩或日韩文化与文学交流方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对东亚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从中日韩三国的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东亚文学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存在进行了考察，高屋建瓴地阐述、论证了中日韩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从国别文学研究或者两国的文学研究所不能看清的问题。就道教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而言，如果仅仅进行双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无法揭示其真正的内在联系的，因为道教并非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而是在公元7世纪后期通过韩国传到日本的，韩国作为中日关系的媒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通过中日韩三国“三神山”的道教传说的研究，作者则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意象的产生与演变，极大地丰富、完善了该意象的研究。儒学也是通过韩国传播到日本的，而非直接由中国传入的。韩国在接受儒学和道教文化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第一次筛选；日本所接受的儒学和道教文化已经过了韩国文化的过滤，不可能不带上韩国文化的特点。中日韩三国之间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决定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绝对不能避开第三者而进行相对单纯的“两者关系”的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有效避免了在东亚文学比较研究中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失之偏颇。

《汉语大词典:书证溯源》是作为是一部大型历时性详解语文词典，依照“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方针编纂，力图反映出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所以在每一词条的书证中，既有溯源，又有探流，以此来反映该词的历时发展过程。而其中的工作，尤以溯源最为重要，因为最早的用例即“最早书证”或“始见书证”标志着一个词语的正式产生。在溯源的基础上，又探究了语词的流变乃至定型，寻求其体式沿革、意义更迭，理清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之相互关系与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