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悲哀》是人类学家萨林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的全部内容的浓缩，文章虽短，却蕴含广博艰深的意义。其中的内容是萨林斯思想的精华所在，对中国人类学以至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深化有重要启发――萨林斯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成的文化符号逻辑，而且还包括对一系列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范式的批判。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迭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在这本论集中中，作者引导读者遨游于神话与政治之间。他描绘了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的学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反这本书看成一部思想传记——看出非现实的神话与非常现实的政治是如何在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身上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宗教伦理与政治与政治理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促使作者不断地思索抵抗运动，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20世纪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集涉及多个主题：古希腊以及当今社会的信仰与理性，作为科学对象的宗教；悲剧的现实性；古代人心中的不朽观；希腊诸神的生命；神学；当然，还有对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再认识和反思。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近代化是由西方引起、日本的近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同时，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日本学术界，丸山真男的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十二篇代表性论文。编者按课题对它们作了相对的分划，组合为三篇，第一篇立题为“作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第二篇立题为海德格尔与世界现象学，第三篇立题为“政治现象学和交互文化现象学”。前两篇呈现作者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阐释以及对两者之间哲学联系的梳理工作，也传达了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主体主义的世界现象学的立场；第三篇则代表了作者在政治现象学方向上的思想尝试。这个安排是经过编者与黑尔德教授的多次讨论之后形成的。

海德格尔的这个集子收有十一篇文章，除一篇作于1936-1946年间，其余均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0-1954年）的作品。全部文章并没有简单地按创作的时间次序排列起来，而是被编为三组。第一、二组各为四篇，第三组为三篇。既分三组，自然就有个“主题”的问题了。第一组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存在历史”的“另一个转向”意义上的技术之本质、形而上学之终结问题的思考；第二组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存在的“聚焦”运作以及与之相应的本源性“思想”的思索；第三组的主题是早期希腊思想，是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的“第一个开端”（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探讨。由此可以看出，本书虽说被标以一个平淡无奇的名称“演讲与论文集”，但作者在篇目安排上决不是任意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