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8—10世纪，西域地区诸部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情况的论著。本书共包含四个章节、五篇附录：第一章8世纪中期以后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第二章回鹘西迁及突厥语部族在西域的活动，第三章 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第四章 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分裂和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活动，附录一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附录二扎马勒·哈儿昔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附录三阿拉伯、波斯文书名对照表，附录四阿拉伯文史料原文 ，附录五阿拉伯文、波斯文转写说明。书中关于一份13世纪完成于天山地区的阿拉伯文文献（《苏剌赫辞典补编》）的研究，对了解当地情况，认识西域历史有重要意义。

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examines the structures, personnel, and ideologies of Russian imperialism in Turkestan, taking Samarkand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 as a case-study. The creation of a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esented Russia with similar problems to those faced by the British in India, bu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meant that the two regimes often stood in stark contrast to one another. While the Russian administration was characterised by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British rule in India was often more violent, and its subjects much more heavily taxed. Opening with the backgroun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a narrative of the Russian conquest itself, the book moves on to analyse official attitudes to Islam and to pre-colonial elites, and the earliest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functioning system of revenue collection. Uncovering the religious and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its personnel, Alexander Morrison assesses the competence of these officers vis-a-vis their Anglo-Indian counterparts.Subsequent chapters look at the role of the so-called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side and collecting taxes, the attempt to administer the complex systems of irrigation leading from the Zarafshan and Syr-Darya rivers, an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Islamic judiciary under colonial rule. Based on extensive archival research in Russia, India, and Uzbekistan, and containing much rare source material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more generally.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所述年代约八个世纪，在此期间，伊斯兰这一新的信仰日益兴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亚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地区及中国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与早已确立的各种信仰展开竞争。
在如今蒙古地区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民族扩张具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些民族先是突厥人，接着是契丹人，最后是蒙古人。
突厥游牧部落的西迂，对后来从阿富汗向西通过伊朗到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的种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突厥，以及规模小得多的蒙古从乌浒河以南向阿富汗和北印度的军事扩张，对这些地区也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突厥各民族的迁移而带来的变革，因13世纪蒙古入侵而加剧。这一地区始终满足于吸收周边各种文明的影响。然而，从长远看，佛教中的喇嘛教在蒙古和西藏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在河中、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在东欧，首先是俄罗斯，突厥一蒙古金帐帝国的建立对这一地区的历中进程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本书由中国与蒙古国双方共同立项，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两国三方合作整理并首次影印出版。蒙古国家档案馆存有18—20世纪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档案，约8870卷。涉及蒙、满、汉、俄等多文种，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根据蒙古国家档案馆提供的统计目录，现存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上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下迄宣统三年（1911）。本批档案的形制包括奏折、御批、咨文、书信及这些公文的录副、抄录等。类如《库伦办事大臣与其它地方往来及奏、谕各事档案日录》《库伦办事大臣上奏皇帝及皇帝御批各事档案抄录》等都是抄录类档案，基本按档案的年代编年整理，也有一部分是按文件种类整理（即奏文，行文和来文等），还有一部分按事务类别整理（即专题档）。这种“日录”或“抄录”类档案占多数，大致分“移文”与“行文”两类，“移文”主体则包括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各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四部相关札萨克及闲散贵族、俄国沙皇、境外沙俄总督等，凡与库伦办事大臣发生过联系的人或机关在办事衙门档案里都得到了反映。“行文”可以分为“下达”与“上奏”两类，主要包括：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和理藩院等下达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文件；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上奏清朝皇帝、呈报清廷军机处、理藩院的文件；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下达定边左副将军的文件；定边左副将军上奏清朝皇帝、呈报清廷军机处的文件等。两国专家通力合作，对上述档案进行了系统梳理，整理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制度、法律、交通、外交等各个领域，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档案进行影印出版，对于研究清王朝在蒙古地区的历史弥足珍贵。同时，本项目也是中国首次跨国合作出版境外所保存中国清代珍贵边疆档案的重大学术成果，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重大而深远。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本书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

The forgotten story of Central Asia's enlightenment―its rise, fall, and enduring legacy

In this sweeping and richly illustrated history, S. Frederick Starr tells the fascinating but largely unknown story of Central Asia's medieval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eventful lives and astonishing accomplishments of its greatest minds―remarkable figures who built a bridge to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nearly all of these figures wrote in Arabic, they were long assumed to have been Arabs. In fact, they were from Central Asia―drawn from the Persianate and Turkic peoples of a region that today extends from Kazakhstan southward through Afghanistan, and from the easternmost province of Iran through Xinjiang, China.

Lost Enlightenment recounts how, between the years 800 and 1200, Central Asia led the world i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ize and sophistication of its cities, the refinement of its arts, and, above all, in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in many fields. Central Asians achieved signal breakthroughs in astronomy, mathematics, geology, medicine, chemistry, music,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mong other subjects. They gave algebra its name, calculated the earth's diameter with unprecedented precision, wrote the books that later defined European medicine, and penned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poetry. One scholar, working in Afghanistan, even predicted the existence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five centuries before Columbus. Rarely in history has a more impressive group of polymaths appeared at one place and time. No wonder that their writings influenced European culture from the time of St. Thomas Aquinas down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had a similarly deep impact in India and much of Asia.

Lost Enlightenment chronicles this forgotten age of achievement, seeks to explain its rise, and explores the competing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 of its eventual demise. Informed by the latest scholarship yet written in a lively and accessible style, this is a book that will surprise general readers and specialists alike.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ISBN：9787532542659，作者：刘迎胜

本书属国家“八五”规划课题（“中亚史研究”）。作者从掌握基本外文史料出发，揭示了萨曼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再现了9—10世纪中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探讨了绿洲型封建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本书富有创见地探讨了萨曼王朝的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及统治体系特点；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发展、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再现了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作者还探究了萨曼王朝与哈里发政权、布叶朝、喀喇汗朝、伽色尼朝的关系，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探讨了萨曼王朝时期灿烂的伊斯兰—波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与历史学的成就；深入探讨了中亚伊斯兰化进程、突厥化进程诸问题，并对萨曼王朝兴衰史实、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详加考辨。本书填补了国内9-10世纪中亚史专题研究的空白。

本书作者巴托尔德(1869-1930)是世所公认的中亚中世纪史权威。他的研究以中亚史为主，旁及伊斯兰史、中近东史地、外高加索史、伊朗社会经济文化史、穆斯林碑铭与钱币等等，而本书则被视为其一生学术的代表作。著者精通阿拉伯、波斯、突厥语，研读几尽以此三种语言撰写的中亚史抄本，并辅以多次中亚实地考察心得，故本书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本书由我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最为信实的俄文1963年版译出，又据巴托尔德审定的英译本作增补订正，翻译过程中克服了人名、地名、术语等的重重困难，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得以问世，足以飨久闻书名而未能一窥主旨的读者。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补记
1968年英文译本第三版序言
1963年俄文本第二版序言
1928年英文译本第一版序言
1958年英文译本第二版校订者附记
著者前言
绪论 史料
第一章 河中地理概述
第二章 截至十二世纪的中亚史
第三章 哈剌契丹人与花刺子模沙
第四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人
第五章 蒙古人统治下的突厥斯坦（1227-1269）
大事年表
文献目录
附录一
附录二
索引
跋语

丹尼斯•塞诺是迄今在中央欧亚研究（the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如今广为学界接受并习用的“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概念，就是由他1940年在巴黎首先提出的。在塞诺那里，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作为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学者，在他的弟子和朋友圈子里，塞诺的绰号是“大汗”（the Great Khan）。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研究内亚（Inner Asia）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重要成果。换言之，如果要深入了解内亚的历史文化，塞诺的作品不可不读。本书也是塞诺的第一本中译本著作，书后所附塞诺的著作目录，也是第一次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

作者认为，西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值得人们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 Braudel）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进行一番架构，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困难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与此同时，作者注意到阿拉伯、波斯文献和中亚出土的域外胡语文书在探讨中古时期中国与西域以及伊朗世界文化交流中具有同汉文文献同等的重要性。本书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与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套装上下册)》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套装上下册)》由我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最为信实的俄文1963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