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资料集收录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几种史学讲义，皆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极高。对于史学史研究、史学文献学的学习皆有很好的示范意义，表现了京师大学堂兼容并蓄的风气。
“五四”以来至1949年之前，是中国现代史学形成并迅速发展时期，派别众多，名家辈出，作品琳琅满目，是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进步*快的一门学科。北京大学作为近代文化的大舞台，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始，即已在史学学科上卓有成就。这种成就表现在兼容并蓄上。我们从本书即可见。京师大学堂之史学教员中，不乏声名赫赫之人。如屠敬山，曾为清朝之翰林院庶吉士，后为京师大学堂之教习。而陈黻宸政治上首劾段祺瑞，学术上在京师大学堂除了教授诸子之学，也教授中国通史，为冯友兰、金毓黻所继承光大。而王舟瑶以俞樾门生中举，于京师大学堂教经史，以及日人服部宇之吉以心理学家在大学堂教授万国史，皆可见大学堂兼容并蓄之风。这部资料集收录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几种史学讲义，皆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极高。对于史学史研究、史学文献学的学习皆有很好的示范意义。而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之形成的研究来说，继往也许与开来同样重要，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清朝地图集——同治至宣统卷》为六卷本《清朝地图集》的卷，系统呈现了清朝同治至宣统年间的疆域版图、政区沿革以及自然、人口、经济、文化、历史事件等要素变动情况。《图集》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主编。
《图集》共有175幅地图，分为总图组、分省图组和重大历史事件图组三部分。总图组包含全国图6幅，反映全国疆域政区变迁及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分省图组包含分省（地区）图28幅、政区沿革图55幅、专题图45幅、局部扩大图2幅；重大历史事件图组包含重大历史事件图11幅，反映政治、战争、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另有索引图28幅。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数十年间，学界陆续涌现出了一批区域历史地图集和专题历史地图集，但断代历史地图集还有且只有于民国和近代，清代及之前各朝代的断代地图集尚缺。《图集》使用GIS进行地理数据的汇总和校对，使得《图集》在精准度上较之前的历史地图有了明显的提高。《图集》首先利用高精度的DEM地形数据制作了地形地貌底图，再结合历史资料和地理数据复原生成山川、海岸等自然信息，之后再叠加政区、经济、人口、交通、居民点等人文要素，很终整体核对地图各要素，从而使得各方面内容准确协调。
根据清朝历史进程和研究资料情况，《清朝地图集》采取按时期“逆推”方式分卷绘制，首先绘制同治至宣统卷，再逐步绘制清朝前中期地图。之所以优先绘制同治至宣统卷，是因为清末地图和文献档案资料充足，有利于优选程度地保证地图的精准性，这样复原清朝前中期疆域政区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从而做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清朝近三百年疆域政区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revival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a series of controversies about Chan enlightenment, Jiang Wu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Chan reemerg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Buddhist
establishment of the time. H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n Buddhis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cusing on controversies involving issues such as correct practice and lines of lineage. In this way, he shows how the Chan revival reshaped Chinese Buddh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ituating
these controversies alongside major events of the fateful Ming-Qing transition, Wu shows how the rise and fall of Chan Buddhism was conditioned by social chang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前言
對古代典籍注釋的研究是古代經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古典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漢書》顏師古注在《漢書》的流傳和研究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在繼承前代典籍注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顏注取得了嶄新的成就，其注釋體例規範，內容詳贍，考辨精審，對後世史注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顏注在史注範例的形成過程中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它集前代史注成就之大成，後世史注正是以顏注為典範發展和完善的。同時，作為初唐史注的代表，顏注也同樣是唐代典籍注釋發展高峰中的傑出之作，在史學史和典籍注釋發展史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
本書首先探討顏注產生的學術背景。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在顏注誕生之前，魏晉以來史學和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是最關鍵的兩條線索，這兩條脈絡匯合激蕩，在隋唐之際形成了“漢書學”的高潮，也直接催生了顏注；同時顏師古之前《漢書》的舊注和研習情況也是研究顏注的重要參考座標。從個人方面考察，顏師古的學術背景既深深銘刻著家學的烙印，同時又呈現出一種獨有的博通格局，這當然是對顏注撰作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對於顏注本身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通過對顏注細緻的考察揭示顏注的內容以及具體的注釋方法，這部份既是研究顏注學術成就的基礎，又同時體現了顏注成為史注範例的方方面面。根據史注的特點，本書將顏注的內容分為異文、語言和知識三個方面分別考察。具體的注釋方法實際上與所注內容是緊密相關的，在典籍注釋的具體運用中，注釋方法的重要體現乃是注釋的術語。
第二部份考察顏注的體例，注釋體例實際上也是注釋方法的一部份，但它與具體注釋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注釋體例對所注內容的依賴性不強，它是一種總體的注釋技巧。顏注創造性的在史注中使用敘例體，並且全面的繼承和發展了前人注釋體例方面的成就。
第三部份討論顏注對文獻的運用，為典籍作注，注釋者既需要本身具有高深的學養，又需要借助於豐富的文獻材料。顏注作為一部傑出的典籍注釋，大量引用了四部典籍，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其保存文獻的突出價值，也可以揭示出其學術的背景。
第四部份考察顏注歷史地位的確立。顏注最終在眾多《漢書》注釋中脫穎而出，成為《漢書》的權威注釋，在歷史發展中這種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原因又是如何？只有考察清楚顏注的流傳和影響，才能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本書從唐代《漢書》注釋的流傳和消長中考察顏注地位的形成，尤其是關注到唐代科舉制度中的史學因素對顏注發展的關鍵性影響。另外，本書還向上考察了《漢書》在先唐時期的流傳，將其作為顏師古注在唐代以後發展的背景和先導。

《中朝日越四国历史纪年表》是一部内容精详，用途广泛，又非常便干查检的工具书。该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尽，编排细致，尤其是包罗中、日、朝、越四国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纪年，是一部既新颖又实用的工具书。此次修订，增加了近年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修改了初版中个别讹误，对以往的众多历史年表取长补短，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历史工具书。

瀧川資言於日本大正二年（1913）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所藏慶長（1596-1614）、寬永（1624-1629）年間刊行的古活字印本《史記》二種欄外標註發現被《史記》三家註合刻本刪削的《史記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實為1418條），以後又從抄錄成冊的同樣的《正義》佚文，得到證實，於是手輯為《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二卷。這批《正義》佚文的輯得，遂啟“《史記會註考證》纂述之志”，後散入該書相關《史》文之下，自謂“略復張氏之舊。”本書收錄瀧川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全部手稿照片，凡164幀，為首度公開。同時，由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將手稿錄文並翻譯為中文，采用手稿影印與錄文對應排版的方式出版，以饗讀者。

吴天墀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他认为，“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此书所收论著，则体现了著者这一学术志趣，对于宋史、四川地方史与近代学术史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具有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言有尽而意无穷，值得学界取径与师法。

《纤微编》内容简介：治辽宋金史杂谈，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

This work explores significant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printed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changing assumptions with which Chinese popular novels were originally read from the six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focuses on the previously neglected areas of book format, varieties of illustra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llustrated narratives.
The author first considers the physical book itself, as a vehicle for reading and as an object for visual enjoyment,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at commonly used for popular readi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 in sewn volumes with illustrations. He describe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at made book production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by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makes extensiv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s and books of more artistically refined content.
The focus of the study then shifts to the illustrations that accompanied virtually all printed material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popular fiction became common. They are found to consist of a range of conventional e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images in more refined arts, such as the paintings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decorations produced by commercial artists. Close parallels in both content and pictorial motifs between these various levels of painting and book illustrations suggest a continuum of the arts on which the pictures in mass-produced fiction initially held a respectable position.
The final chapters asser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function of illustrations in narratives as a guide or a hindrance to reading.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correspondencebetween the later decline of fiction illustrations and the growth in reading audiences, explaining this connection as a function of flagging interest in pictures -- which often interfere with, rather than promote, the visualization so essential to reading for pleasure in other cultures as well.
Throughout, the author incorporates findings from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cultural objects, recent research on the commercial arts, and the latest theories of reading for pleasure to situate -- and explain -- the numerous changes in popular literary trends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of imperial Chinese rule.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主要通过对我国西北地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甘肃玉门火烧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古代人类骨骼进行体质测量学和形态学研究，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这两个墓地人口的性别年龄分布结构、人骨的形态变异量度、种族形态特征及与周邻地区古代和现代居民之间的形态学关系等问题。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有较早期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距今约3300－3000年）和较晚期的汉代（距今约2000年）两个时期的人类学材料。研究结果表明相隔千年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无论是卡约文化人群还是汉代人群具有强烈的同源性。

《纪事录》原名《皇明纪事录》，元末明初俞本撰，后由张大同删定，易名为《明兴野记》。全书分上下两卷，以编年体记录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至明初建文四年（1402）的大章小节，内容涵盖战争、制度以至秘闻谣传、世情百态，语无顾忌，可补《明太祖实录》之阙，纠《实录》之误，辨《实录》之伪。

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是一部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至1927年，已经出至六版。该书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治明清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者所必读。该书是上报给日本外务省的调查报告。他在调查会党的过程中，接触到会党的诸多首领，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会党的反清事迹、组织状况，还搜索到会党内部的秘籍。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实为治史者之必读书。

中國和歐洲強權勢均力敵的狀態為何被打破，
就此進入武力上的「大分流時代」？
挑戰傳統軍事史觀 引發學界熱議論戰
漢學大師歐陽泰 改寫中西軍事革新史的關鍵之作
「中國發明了火藥、槍砲與炸彈，但何以西方人會在十九世紀超越、擊敗並且羞辱了中國？」——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作者
——軍事科技史上最令人費解的歷史謎團——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是由西方人主宰近代世界版圖？
漢學家歐陽泰以火器發展切入，重新剖析東西方軍事科技史的變革，
破解近代西方崛起、東方衰落的真正關鍵。
十世紀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並應用在軍事用途上，幾百年後，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逢英國痛擊。
為何曾是世界第一個火藥帝國的中國失去了領先優勢，而過去無足輕重的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
十六世紀以降，西歐各國躍居全球強權的角色，但中國卻開始一路落後。長久以來，史家往往主張火器幫助歐洲人建立了全球霸權；不過，中國人不僅在九世紀時就率先發明了火器，直到十八世紀初期仍然持續進行火藥科技的創新——這段火藥科技發展史遠比原先許多人認定的還要更長。
但中國在近代何以變得如此積弱不振？主因之一即為從一七六○年代乾隆朝開始，中國開啟了將近一世紀的承平盛世，「天朝無戰事」造成了火藥科技發展的停滯落後。
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同樣深具軍事創新能力，雙方武力的「均勢狀態」卻在鴉片戰爭正式宣告終結，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就此降臨。然而，長久以來史家為何又對勢力此消彼長的原因爭論不休？本書透過比較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不僅要探詢「何以中國會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更要叩問「西方為何能取而代之成為近代世界的霸主？」歐陽泰以火藥戰事貫穿全書，打破傳統軍事史研究的地理邊界，還原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翻轉了史學界對於軍事革新的傳統論述。
好評推薦
王成勉（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甘德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神奇海獅（《故事》網站作家）
陳秀芬（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宗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茻（《地表最強國文課本》作者）
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黃一農（中央研究院院士）
游博清（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楊維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蔣竹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羅士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中国货币史》是已故彭信威教授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本书开创了将钱币学与货币史、与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拓宽了钱币学的研究范围，使中国钱币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狭隘的圈子，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该书是在1965年的修订版的基础上重新作了审读，对一些引文作了进一步审核，对一些错讹之处作了订正，消除了书中的一些硬伤，图版也恢复了1965年版的原貌（按原物大小）。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历史自然地理
第三章 历史政治地理
第四章 历史经济地理
第五章 历史人口地理
第六章 历史城市地理
第七章 历史文化地理
第八章 学科贡献及展望
附录
一、重大成果简介
二、中国历史地理学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