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伯林早期分析哲学文章，从学科贡献和批判中看出伯林转向观念史的脉络
●依据普林斯顿2013年修订版，新增名家前言，首刊伯林未出版文字
●全新“伯林文集”，典雅装帧，宜读宜藏
概念与范畴，是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尺度。
《概念与范畴》收录了伯林早期的哲学论述和后期数篇关于科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和多元主义的文章。伯林总是说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抛弃了纯粹的哲学研究，转向观念史领域，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他学术生涯关键 的连续性，这正是伯林之所以是伯林的缘由。
不过，他[伯林]并没有与哲学脱离关系，他早期的著述与后期的著述还是存在关系的……伯林的确致力于观念史研究，但他写的观念史总体来说还是得益于哲学的观念史。难道还可能不是这样？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
在这个黑暗的世纪里，[伯林]向我们展现出真正的思想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始终怀疑、坚持反讽，保持冷静，争取自由。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作为一名极其活跃且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分子，[伯林]定然希望理性能够彻底、迅速地改变人类的处境，但他的常识告诉他这绝无可能。
——《观察家》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本书是以赛亚·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书表达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伯林著作的编辑亨利·哈代讲述了本书的缘起,修订了文本,确证了引文的出处,收录了伯林其他论自由的著作，伯林的自由观念因而得以完整的体现。三篇附录取自伯林的未刊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伯林信念的核心。伊安·哈里斯的文献综述展现了“以伯林为中心”的英美实践思想的最新进展。
导读：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
——罗纳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
——查尔斯·泰勒
编者絮语：
自由是惟一真正的财富。
——威廉·黑兹利特
在以赛亚·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之邀,为他们的“口述”系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简单地写下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四论》。它不仅使我第一次阅读它时感到震撼,而且使我从此走上编辑伯林著作之路,并且,在三十年以后,使我出版《四论》的扩充本。
《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写作于伯林去世前不久,刊出于他去世后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复：
在我1972年进入牛津沃尔夫森学院做研究生时,我根本没料到我将发现自己的最终职业。学院院长是以赛亚·伯林。一见到他(在一次奖学金面试上,我因为遇车祸而迟到,在面试期间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准备带他去午餐会的出租车来没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我问应该从何开始,当即被指导去读三年前出版的《自由四论》。在一个假期,我带着它与朋友一起到遥远的埃克斯穆尔小屋旅行,我被书惊呆了。伯林喜欢提及“在第一流的水中航行”的不会搞错的感觉,这也是我体验到的感觉。除了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命题的说服力以外,这里显然表现出这样一个人,他对人类本性有着非凡的洞见,被赋予丰富的“现实感”,而且也非常高兴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感觉。在具体观点上可能还有争论余地,但是在大的论题上,我们会感到他是可靠的。
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
《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紧张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最丰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
也就是说,现在篡改它简直是lèse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们就会明白,作者自己在一开始就非常热切地期望对它进行扩充,我觉得我自己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进到其逻辑终点而已。
在我对《四论》的评论中,我把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当做重心,对此我并不想辩解什么,虽然其他人的着重点可能正好相反。伯林的多元主义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更深刻与更具原创性的命题,这并不是否认他的那种自由主义或内在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可或缺;依这种人性观,在不可公度地多样化的可能性中,选择的自由是核心的。的确,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伯林哲学视野中的这两个主导性因素(有时被恰当地称作“自由多元主义”),是相互依存与相互支撑的,而且我有时想把这本论文集的题目改作《自由与多样性》;但是,奥卡姆式的律令——被呼应众所周知的早先标题的实用欲望所加强——最终占了上风。
《自由五论》：
事情还得从林内与斯塔沃斯关于伯林的谈话开始。
牛津大学出版社凯瑟琳·林内(纽约)给乔恩·斯塔沃斯(伦敦)的备忘录,1967年6月23日
伊拉·卡曾尼尔逊曾经称伯林的著作“既正确又大胆”,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泛,但很好理解：伯林作品的明澈、平静与确定的风格被广为接受与欣赏。但是在这种毫无疑问的特性与他的作品获得现在这种形式所经历的曲折而痛苦的过程之间,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正确性”并不是在第一次尝试中就达到的,甚至不是在第十九次尝试中就达成的;大胆并不与相应的自信相称。正如伯林致信波普尔,因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称赞而表示感激时所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学术进程的有效性缺乏自信。”他虽然上了跑道,但底气不足。
《自由四论》的起源,就像在我成为他的编辑之前的另一本文集,即《维科与赫尔德》的起源一样,是混乱和拖延。牛津大学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档案充满着轶闻：挫折、误会、犹豫、搪塞、不切实际的期望。年复一年,整个过程伴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方的狂乱的更改计划,以及有关其他计划的补充性和充满冲突的讨论,一会儿明朗一会儿模糊。随着时间流逝,牛津大学出版社变得越来越沮丧,产生了一些古怪的、足以成为笑谈的内部备忘录。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想取笑,虽然这些档案读起来使人发笑;而是希望通过详细披露他的著名且重要的著作(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复杂的产生过程,我们能对伯林这个人有所理解。从我的坦率的言语中,我也希望表明,我讲述这部著作逐渐产生的故事时所秉持的精神,是喜爱而不是非难;因为伯林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善意的,却极端地不专业,在他的出版社一方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恼怒。道路坎坷,结局却很值得,而且这种结局也不是以更直接的途径可以达到的。
我只能大体讲一下故事的情节。档案从1953年11月纽约的伯林著作代理人办事处,即现在的科迪斯·布朗公司,致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公司的一封信开始。他们负责这本书的代理。这时候四论中只有前两论写就,虽然一本“政治体裁”的文集正在讨论中。“我将尽快搞到伯林先生的作品清单。”布朗对约翰·库什曼说。如果他知道要在十六年以后这本书才最终出版,我们可以想想,他会说些什么呢?
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牛津(学术性的克拉伦敦出版社),另一个在伦敦的阿门出版公司。阿门出版公司负责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书籍的出版,包括牛津普及本丛书,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就包括在这套丛书中。伦敦的出版商杰弗里·坎伯雷奇虽然有兴趣,但并不乐观：“伯林……是杰出的,但是他的作品很少,而且他做的不如承诺的好。”
1958年,伯作了广受称赞的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1959年,他作了罗伯特·威利·柯恩纪念讲座演讲《穆勒与生活的目的》。这两篇作品因此成为这本书的组成部分,1960年,纽约办事处有些夸张地临时将著作定名为《选集》。
在答复年初纽约对于该书进展情况的询问时,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科林·罗伯茨从克拉伦敦写道——其中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是档案中出现的他的第一次通信)：
关于我的论自由普及版的导言,不仅仅是一个打字问题——我真希望的确如此。你很清楚,最后修正是我的métier(分内事),但并不是它使我拖延了。我想写一个前言,而不是一个后记,以这种方式来讨论并尽我所能地回答这三篇文章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与反驳——并不指名道姓,而是概括性地谈谈。这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我是个慢工,我希望能在夏天做好。
1961年3月,阿门出版公司致信在克拉伦敦出版社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丹·戴文：“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伯林已经开始着手他所坚持的那个必不可少的前言?”戴文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三论》现在变成了《四论》,加上了论穆勒的那一篇。……说到导言,我将在夏季即七八月份动笔,它本质上将是对这些文章所引起的全部猛烈反驳的总回应,而且这些反驳在目前的出版物中还在出现,所以纽约的出版社不想在我回应这些批评者的时候漏掉任何一个新的文献。他们至少将争取到一个新的可能读者(最近的攻击在《异见者》杂志上,昨天才收到),只要我的观点向批评者们提供了大张挞伐的活马(我自己也感到惊奇),重印这些文章就不算太晚。
9月份,在回复约翰·布朗(坎伯雷奇的继任者)时,伯林的打字员谢尔顿代表伯林说,他正在写作一本称作《自由论》或《反潮流》或《反主流》的书的导言。通过她伯林表达了自己对论穆勒与论二十世纪政治观念两篇文章的价值的怀疑,并建议应该将它们送给人评阅。导言答应于1962年1月交稿。11月份,阿门出版公司的哈罗德·贝福致信在纽约的凯瑟琳·林内：“我肯定伯林说希望将材料送评仅仅是一句空话。”不过,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亚当·乌拉姆评阅了材料,可以想见,评论是肯定性的,他的意见是这样开头的：“我不完全赞同将有声望的学者的著作送评的习惯,让那些有自己的风格与观点的著作被别人评头论足。”
1962年1月,伯林致信约翰·布朗。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
对于收有论自由及一般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导言,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在夏季之前无法完成这个导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牵涉到阅读有关这本书各篇的大量批评——这是新的导言的要点——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对反驳意见的回应。批判性的评论似乎从未停止,虽然我准备以1962年1月作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
(2) 我实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课程表之外我有太多的讲座,要出席太多的委员会,这以一种高度不经济的甚至常常是荒唐的形式消耗了我的大量精力。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后悔并且一再下决心不再接受大学生协会的邀请,过一种合理的也就是精力比较集中的生活。但这些美好的决心一再被打破,而且我感觉到作为教授,我无法拒绝向那些渴望听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至于说到各种委员会,既然它们是我去伦敦和国外的惟一借口,我便暗中忠诚于它们,纵然我知道它们有吞噬时间与毁灭精力的特征。
事情如此,我自己深知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写好导言,在4月份我还要外出演讲和在委员会尽义务,但我会在5月或6月动笔,你将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事使出版推迟,那么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怪不得别人,但我真切希望这不会太扰乱您的出版计划。
这才产生了贝福致林内的便条：“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5月份,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B.麦克伦南向约翰·布朗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英镑,布朗不在,一个同事告诉她他们可以支付五十至七十五镑,“但我觉得我们不会超出此数目”。(人们会奇怪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销售预期,从那以后这本书一直处于重印和订购中。)现在被称作《自由四论》一书的合同于6月份签订,取代了1959年7月与纽约方签订的《三论》。10月份,约翰·布朗致信在纽约的迈耶尔：“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伯林的导言。”
伯林1963年2月致信布朗说,“《自由四论》的导言……是个麻烦的差事”,部分是因为他正在优先从事另一个计划(像许多其他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即写一本以1962年耶鲁大学斯托尔斯讲座稿《政治思想的三个转折点》为基础的书。
1964年,阿门出版公司负责普及版的斯塔沃斯致信布朗说：“自从上一次我们就伯林爵士《自由四论》导言一事通信至今已逾一载,关于它的进展情况,你能否告诉我们任何消息?”回答是再过一年也准备不好。牛津大学出版社被问及是否要取消合同。斯塔沃斯致信在牛津的彼得·苏特克里特：“导言答应我们至少四年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现在见到它了。”斯塔沃斯要求科迪斯·布朗办事处允许出版过程往下进行而不再管它。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理查德·西蒙回信说伯林肯定将在1966年4月写好导言,如果到时没写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不带导言出版《四论》。斯塔沃斯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用说期限又过了,表面的理由是伯林病了。斯塔沃斯获准在导言未到之前排印四论。在打字稿送到印刷厂之前,他就两种排版方式(热排版或莫诺照相排版)征求伯林意见,并且解释说如果选择莫诺排版就不能改动。伯林保证不改动,斯塔沃斯轻率地相信了他,采用了莫诺制版。导言又一次答应8月底交稿,同样达成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到时没准备好,书将照样印行。
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四天,伯林致信斯塔沃斯提出如下条款,又一次出现反复。信是他不在时吩咐他的秘书克那菲斯(1967年以后是陶尔肯)写的：
[……]首先,我得感激您对我的极端周到与耐心,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知道纽约的牛津出版社肯定视我为非常糟糕的顾客(全因这些拖延),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隐秘原因是,我怀疑您善意地想编成普及本重印的这些作品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又彻底查看了一遍,我觉得它真是错误百出,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而重印它,我肯定将感到羞愧。我读遍了对它的令人难受的批评(如我保存的那些;一些更猛烈与短命的,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或者当时就被丢弃了),这不是件愉快的事,我觉得有些批评者说的是对的,而且,为了读者的利益与总体的完整性,导言也不能完全不要。因此,我做了修改(虽然远比所需的要小),并希望在导言中对此有所弥补。我打算下一周就准备导言。同时我希望导言不会使出版社失望：我认识到可能需要印刷者做些事情,我非常希望完成这个工作,也就是说,非常希望修改能被包括进来(如果让文本没有改动就付印,我将感到耻辱,而且无法想像前景会是什么),如果这被认为在资金上是难以处理的,我将考虑补偿出版社的这些意外费用。事实上我的惟一期望就是那些修改被吸收进去。
我希望您能宽恕我这么麻烦。我了解作者,我也知道我可能并不是他们中最糟的;不过与有些作者不同,对于出版方我真的有良心,我不把他们仅仅看做势利的争论对手,而是看作真正的知识上的合作者,特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希望您能再一次容忍我,容忍我非分的要求——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出版的惟一条件是不做修改地印行这些文本,我宁愿不出版任何东西,宁愿这些文章继续处在它们现在体面的隐匿状态[……]。
我想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但是我真的觉得您不会拒绝我。您肯定遇到过比我更犯嫌的作者。也许我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都心存感激。
《四论》的校样11月底出来,但仍然没有看到导言。1967年5月它终于送达,但旋即被收回,因为伯林希望获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与赫伯特·哈特的批评。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章本身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尽管他承诺不这样做。这导致了斯塔沃斯如下咬牙切齿的评论：
我觉得我必须提及[“提醒你”的策略性替代语]本书已经由莫诺制版机制版,这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铅字样,而是一张软片。每一处修改都涉及精密的制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人眼中清除白内障;软片的表面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将被拉大。这种修改是非常昂贵的。
伯林终于在8月份返回了四篇文章的校样。一个月后他寄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导论修订稿。他在附信中说：“因为它所受到的毁灭性批评,我尽可能按批评者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这样也许足以避免太大的错误(或许避免不了)。”关于这点斯塔沃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记录是这样写的：“尽管我对修改胶片的成本作了太多解释,尽管我做了建议、恳求、再解释、再建议与再恳求,伯林还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要是这本书是在有了文字处理机和现代制版技术的时代出版就好了。
11月份,斯塔沃斯寄给伯林一长串关于《导言》校样的疑问,但直到1968年2月伯林才回信。在信中他写道：
我知道我渐渐地但无法改变地成了最浪费您时间的作者,如果不是您的最无法忍受(虽然我可能的确如此)的作者的话。冒着再一次给您造成巨大折磨的风险(它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这种健康以及达观,您会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获得),我得提出另一个对您造成伤害的过分要求[……]。我的许多朋友(当然是那类真心实意的朋友)建议我,这本书应该加上另一篇相同题材的文章,即若干年前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的主席致辞,题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这篇文章可以成为该书的第五篇,而书名《自由四论》便可改为《自由五论》或干脆改为《自由论》,因为这五篇文章可能与这题目相符。所说的第五篇文章并非我的劣作,我希望它能包括在内。
他附上《导论》第一段的必要小改动,并在另一张便条上写道：“我实在汗颜。我实在只能如此：但为什么要让您(或印刷方)受罪?决定论与人的无助说到底是正确的。”
斯塔沃斯关于第五篇文章这样回信：
我们虽然对五论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我觉得现在收录实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在多种媒体中打出《四论》的广告,封面也已经定好,已经按照现在的篇幅核定了价格,并且——既非最后也非最不重要——已经在每个单页上印有《自由四论》的书眉。
伯林回信：
你说收录《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为时已晚,对此我自然感到失望。我估计我不再可能有哲学文集出版了。[……]但这篇文章的确属于您正在出版的文集的范围,如果不被收录,它将再无机会重印。当然,这对你、对别人(仔细想想,还有对我自己)都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我还想作最后一次请求,恳请您考虑能否最后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撤换下来,第五论比它好多了。需要的改动也不太大。它将意味着去掉一个附录和一篇现在看来已成陈迹的文章——如果人们觉得它有价值,它也许会在别的结集中再版。我并未低估我现在带给您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完善这个本子的要求(替换无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负罪感要强烈得多,我应该为这种令人讨厌的不停的变卦负责。在这件事上您真的不能松口?您真的(现在)不能软化一下您纽约的那些同事的铁石心肠?万望考虑。
这封信不但没有软化纽约人的铁石心肠,反而使这个牛津人的心肠变得冷酷。斯塔沃斯决定摊牌时间已到,他请伯林来见他。我们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
伯林以邀请我到全灵学院午餐作为反击。“谢谢,但不。”我回答说。这必然是个摊牌的时刻,我需要利用在我自己阵地上的优势。伯林感觉到了这个策略,借口工作压力建议另找其他见面地点,但我断然拒绝。如果我们不见面——就在出版社——讨论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将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支吾搪塞了几周后,最终同意了。
那天上午我穿着我颜色最深的礼服等候他,我的脸色是阴沉的。
“以赛亚爵士……”
他举起一只手并用一种快速的佯攻来打断我的正面进攻：“他们说你正在翻译勃洛克。革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你知道他妻子吗?不知道?我见过。我得跟你说说她。”他干得还真出色。
“以赛亚爵士……”
又一次举起手,这一次佯攻狡猾地变了个方向：“我知道我让人烦,但是我太忙了,太为新学院的那些无家的讲师们分心了。”三十四年后,作为那个学院的研究员,我愉快地回忆起这个老魔法家的革命性的高谈阔论：“我得带着他们大街小巷地走,他们是大街上的尘物,但他们将拥有这个地球!”
真拿他没办法。我把我的枪口对准第五论,却弱软地同意重排被他如此令人恼怒地修改过的四论——由出版社承担费用。
不过,第五篇文章并未被永远排除在本书以外。在下一封信中,斯塔沃斯写道：“我们同意在出新版时,将增加《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1968年的斯塔沃斯协议直至2002年才兑现。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伯林“像往常一样”在《导言》的校样上大动手脚。他要求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写一个脚注来回答对他的观点的批评。他向斯塔沃斯说EH卡尔可能也乐意这么做。“上帝!要是这样的话!但是整个文章不应该成为观点(主要是我自己的观点)的汇集,这些观点受到它们预想的支持者的坚决否认。”斯塔沃斯回答是减少修改,“不夸张地说,我觉得目前的修改将要求导论几乎一半要重排”。(结果是全部重排了。)在回答斯塔沃斯的要求时,伯林说他在修改时已经尽可能把改动的空间补上了。他补充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我想说应该全速前进,只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加大马力,如果它停顿或后退,我也不能抱怨。”晚一些信件,在回答关于校样的询问时,说：
我的学说在今年的政治学本科学位考试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因此可以预料我不受欢迎的学说出版时,将会引起批评的风暴,而且将不仅仅来自学生,还将来自各个角落：或者是风暴,或者是令人沮丧的沉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类似报刊会发几篇颇为不屑的文章。所有这一切我将听之任之,或至少我设想自己会如此。
从现在开始,一切或多或少开始顺利进行,虽然还有一些小的故障。9月,斯塔沃斯告诉林内：“伯林还在进行一些烦人的扫尾工作,但我们将予以克服。”下一个月,一份林内的备忘录大胆地说：“我们想把本书放在下一季度的征订目录中。”当伯林在10月份看最后一次校样时,回答有关索引所涉页码的一些问题时,他仍然发现正文中有些错误。定稿中未及改正的错误有待新版来改正。
样书最后于1969年3月送达伯林,顺带的消息是出版时间为5月5日。就像一开始安排的那样,本书出了平装本,作为牛津普及本丛书中的一本。这个策略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也许这只是后见之明),至多是个不成熟的出版实验,因为这本书没有受到足够多的评论似乎与此相关：现有的文字编辑习惯于(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更认真地对待精装本而不是平装本。本书也许改善了牛津普及本的形象,但是它的出版样式(它的低调的书名也许强化了这一点)损害了它最初的命运。
伯林对样书的反应包括：
我自然对封面上我的照片感到恐惧——我以前就被提醒过,它使我感到压抑。这真是绝对必需的吗?不过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必要为这种趣味上的失检而悲痛。(私下说,你不同意?)至于其他,书的外观还是很精致的。现在我只期望尖锐的批评了,虽然这可能是个最坏的时刻,反复唠叨我并不感到羞愧也不希望从中退却的情绪;不过这些情绪被年纪大或年纪轻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视为非常“无关的,”。不过,不必介意,后代的评论也许更仁慈,当然也许根本不存在仁慈的后代。也许它应该被公正地忘却——书、作者、反应以及一切。
他还提供了近两百人的清单,他愿意出钱把书送给他们以供评论：“我估计有可能想买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人了。不过随他去吧。”
斯塔沃斯回信说：“我很抱歉你对封面不满意。我肯定你还记得卡罗尔·巴克劳伊周六早晨带着校样到你家拜访过你。当时你说不喜欢绿颜色字而在你的书架上选择了淡蓝色取代它。”以其淡蓝色的外观,速干胶装订,本书最终进入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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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五论》(《自由四论》的第二版),出于已然明显的理由,我加上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题目出自斯温伯恩的诗作,双引号最终被去掉了,因为如果写成《“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虽然准确但有点学究气,而且可能产生理解困难而不是启发。我也对四论的原文与导言进行了编辑,根据伯林的愿望(他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表达得太晚了)对太长的句子进行了断句,对太长的段落进行了分段。尽可能地增加与修订了一些参考书、引文与翻译。恢复了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因为实际原因删除的少数段落,极个别地方稍做润色,当然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自由概念》与《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收入1997年出版的单卷本选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时已经做了处理,这里便不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因为《四论》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所以我制作了两个版本的起止页码对照表。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重印已经出版的文章原则上是应受责备的,不过在这里情有可原。
——A.H.M.琼斯,《雅典民主》(牛津,1960)
我也增加了讨论同样主题的若干篇其他著作,以使得它们能够很方便地在一本书中被参考。的确,论希腊的文章以前从未结集,倒数第二个附录以前从未公开发表。但收录《自由》与《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却打破了我的一般准则,即同一篇作品不出现在我自己编辑的多本论文集中。但这两篇是短文,重印在内当可以原谅,它们很明显确实属于本书的范围。当然,《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是另一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收入《概念与范畴》(1978)中;但是特殊的理由上面已经谈清楚了。我最后放弃加上已收入《俄国思想家》中的《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虽然它对目前这本书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不过它是一篇较长的文章,而既然它的方法更多是传记性的,收不收录于此最终似乎并不太重要。其他一些明显的候选文章应该是伯林1952年的讲座系列《自由及其背叛》,不过,它已经由查托*.温多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单本与《自由论》同时印行。
《自由》：
这篇对伯林自由观的概述,对于不熟悉伯林著作的人,是一个很有用的引导。伯林写作此稿于1962年,是为联合电视公司讨论自由的影片准备的。由巴姆伯·加斯科因制作的五集(原文如此)系列节目名为《四种自由》,伯林出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集中。与往常一样,伯林在影片中实际上讲的,与他事先准备的要点非常不同;而且十多分钟的摄制(文字脚本保存了下来)只播放了不到两分钟。
1993年,特德·洪德里希请伯林为他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即《牛津哲学手册》,撰写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伯林觉得无力写作一篇新文章。从1988年以后,他没有写出重要的东西。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思想credo(信条)《论理想的追求》,是接受第一届阿涅利奖的致辞(奖励他对伦理学的贡献)。虽然他的智力没有萎缩,而且他还不时写作一些短文,但显然——对于已经是八十岁的他,这是很好理解的——他实际上已经放下了他的创作的笔。
不过,他仍然询问我,他写的那些东西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能派上点用场;我向他出示了这篇小文。当我第一次让他注意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斥之为无用的东西。使我稍感吃惊的是,他后来发现它“并不差”,他做了修改并交给洪德里希。洪德里希按照它现在的这个样子愉快地接受了它。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同样在1993年,《公共知识》主编杰佛里·皮尔在一封约稿信中告诉伯林,他的杂志是在他的著作,特别是论多元主义的著作的影响下创刊的。在回信中,伯林对这种肯定表现了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听任自己“被这种可能性所奉承,更不用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了”。不过他也遗憾地回绝了约稿,部分是因为他厌恶写新作的一般性情(原因已如上述),部分也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应付皮尔教授所提议的那个具体论题。
在伯林去世后不久,我在他的一堆文章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告诉皮尔根据他最初的邀请,伯林文稿受托人可以高兴地向他提供一篇伯林未刊著作。我选择了这篇文章,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是伯林的其他任何著作未涵盖的,也因为伯林自己曾经跟我讲过这篇文章也许哪一天能派上什么用场。
这篇文章是伯林1962年在耶鲁大学的斯托尔斯讲座第一讲原稿的修改稿。如前面提到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政治思想史的三个转折点》,第二个与第三个转折点,即马基雅维利与浪漫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包含在他的其他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是《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和《浪漫主义革命》,前者收录于《反潮流》与《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中,而后者收录于《现实感》(1996)中。当然,现在还有一本新书,《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
《最后的回顾》：
这个标题下的两个片断取自《我的思想之路》,是伯林晚年所写的简短的回顾性传记。1996年2月,在他八十七岁时,他收到中国武汉大学欧阳康教授的来信,请他提供一份思想概要以译成中文,并收录于一本文集中,向中国哲学家与大学生介绍当代英美哲学(这些哲学大多数没有中文本)。
尽管作为著作家他实际上已经退休,但中文计划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他认为这些新读者是重要的并且感觉到有义务向他们说些什么。他告诉这位教授他试图写点什么。面前放着一张写满笔记的纸,他对着录音机口授第一稿。录音文稿常常是粗糙的,需要花费时间编辑,但要产生一个可读的文本,已不需要任何思想方面的添加。当他认可我的修改,作了一些补充与调整后,带着他惯常的对修改自己作品的厌恶,对我说他不想再看到这篇稿子。这是他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在他去世后发表于《纽约书评》,也重印于《观念的力量》(2000)中。我收录了这篇文章的两个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因为虽然比较简短,它们却更新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占了《自由五论》“导言”的大部分篇幅。收录其他部分也是可能的,特别是那些论一元论、多元论与理想追求的部分,但最好只选一些与“导言”的结构相对应的部分。
传记性的附录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
————伯林致简·佛劳德(1968年6月5日)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伯林于1921年春作为移民进入英国,时年八岁,不懂英文。他告诉我这篇故事(原稿没有题目)写于1922年,在一个儿童杂志的竞赛中赢得“一篮食品”,他那年十二岁。就我所知,这是他流传下来的最早一篇作品,也是他的惟一一篇故事,它显示仅仅一年,他的英文已经有了多大的提高,它也显示出他总体上的早熟。
这是一篇关于真人的虚构故事。M.S.乌里茨基是苏维埃北部地区的内政人民委员,也是彼得格勒契卡的主席。他实际上是在1918年8月31日被一个名叫列奥纳多·冈尼格塞尔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谋杀的。我选择乌里茨基的“座右铭”作为题目,因为这篇故事清楚地指向伯林后来一再坚持的东西：现在的苦难不能作为通向未来的、想像的至福状态的途径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就此而言,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七十四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概括。
伯林常常把他对暴力,特别是受意识形态刺激的暴力的恐惧,归结为他七岁时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见证的一个插曲：当他外出时,他看到一个忠于沙皇的警察,苍白的脸上带着恐惧,被一群暴民私刑处死。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根源。
《致乔治·凯南的信》：
伯林的文章包括大量有关《自由四论》内容的详细通信,既有在它们结集前的,也有在它们结集后的。这些信件的大部分日后将与伯林的其他书信一道按适当的时间顺序出版,但其中有一封信与众不同,它强有力地表达着这个领域中伯林著作背后的个人见解。伯林经常提及例如,在下文第245—246页,第288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中,罗素说要理解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必须“把握他们的想像性背景”：
每一个哲学家,除了他提供给世界的正式体系外,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的体系。如果他意识到它,他大概也认识到它并不那么严密;所以他将其隐藏起来,而提出某种更精致的东西,他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与他的粗糙的体系相像,他要求别人接受它则是因为他觉得他创造的这个东西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精致化是通过不停地反驳达到的,不过仅此绝不会产生积极的后果：它至多表明,理论有可能是真的,而非必须是真的。积极的结果,不管哲学家认识到它的可能性多么小,是出自他的想像性前见,或桑塔亚那所说的“动物信仰”。
人们会讨论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伯林自己的情况。例如,伯林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想像性前见”。无论如何,致凯南的信生动地表现了伯林自己的“内在城堡”(用他自己的比喻)的主要房间之一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将这封信收录于此,先于它作为伯林通信的一部分发表。它是回复乔治·凯南对《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的热情赞赏的,当然也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达。
《论偏见的笔记》：
城堡的另一个房间(如果更简短的话),是同样生动地产生的,即产生于1981年伯林匆忙写给一个朋友(指的是谁尚未确定)的笔记中。他的朋友想要去做一个讲座,他向伯林请教如何处理他的主题。伯林在收到要求的那天必须出国,所以写得很匆忙,信手写来,没有时间修改与扩充。结果肯定是有点仓促和过于简略。但是它非常直接地传达出伯林对不宽容与偏见的反对,特别是对狂热的一元论、刻板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反对。这篇文章本该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但它对于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是如此切题,所以我将它发表在随后出版的一期《纽约书评》上。
《伯林及其批评者》：
就像伯林在《最后的回顾》中所说的,《自由四论》的中间两篇所激起的评论是非常广泛的。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手资料的增长率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我试图在以赛亚·伯林作品托管会的官方网站上对之作即时记录,我希望材料能一直保持更新。《自由论》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一个简短的批评综述对这个纯粹的目录进行补充。它会帮助读者走进讨论伯林观念史的日益增多的论文与书籍中：鉴于本书的内容,我把重点放在对自由的讨论上。这个综述超出编者的能力之外,由莱切斯特大学的伊安·哈里斯慷慨提供,哈里斯本人也是一篇有价值的论《两种自由》的文章的作者。
索　引：
《自由四论》的索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涵盖人名方面它是适当的,但有关概念的词条太少。因此我再一次求助于道格拉斯·马修。他曾是伦敦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几乎我编辑的所有伯林著作的值得信赖的索引制作者。我请他整个重做。
来源与致谢：
包含在《自由论》中各篇文章的初版详细情况如下：
《自由五论》：
导言：收入《自由四论》(伦敦与纽约,1969：牛津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外交事务》第28卷第3期(1950年4月)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3年5月12日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所做的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原题为：“历史作为托辞”(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重印于《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1953—1962》(伦敦,1964：阿斯隆出版社)
《两种自由概念》：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致辞,发表于1958年10月31日(牛津,1958：克拉伦敦出版社)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1959年罗伯特·威利·科恩纪念讲座,发表于1959年12月2日伦敦老市政厅(伦敦,1959：基督教与犹太教协会)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就职演说,发表于1963年10月14日伦敦WCI贝特福广场,载《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64卷(1963—1964)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载T.洪德里希编：《牛津哲学手册》(牛津,1995：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于伯林的《观念的力量》(伦敦, 2000： 查托*.温多斯;普林斯顿, 2000：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的一部分,载《公共知识》第7卷第3期(1998年冬季号)
《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与《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一道发表于《纽约书评》1998年5月14日,题为《最初的与最后的》;重印于《最初的与最后的》(纽约,1999,《纽约书评》;伦敦,1999：格兰塔),也收入《观念的力量》(见上)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1922)：与《我的思想之路》一道以《最初的与最后的》为题发表(见上),未作本书中的编者改动
《致乔治·凯南》(1951)：本书首次发表
《论偏见的笔记》(1981)：见上文xxx注
我感谢蒂姆·巴顿,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继任者,允许我再次查看《四论》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知道我不一定会忠实地复制在其中发现的东西。本书出版后,他的同事安杰拉·格里芬和乔·斯坦布里奇显示了很高的专业精神、礼貌与克制。我要再一次感谢罗杰·豪泽尔, 利奥弗兰克·霍福德*.斯特里文斯(他的贡献还包括别的方面)与克里斯托弗·泰勒在准备稍有问题的《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的文稿出版方面提供的帮助。切姆·阿布拉姆斯基,特雷尔·卡弗,约书亚·谢尼斯,蒂莫西·戴,斯蒂芬·格罗斯,罗杰·豪泽尔(他一直是智慧忠告的永久而耐心的源泉),杰里米·詹宁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玛丽·皮克林,汉斯·波泽,海伦·拉波特,马里奥·里卡尔迪,菲利普·谢菲尔德,马歇尔·沙茨,斯蒂芬·B.史密斯和曼弗雷德·斯蒂格等人慷慨地在单个问题上提供的帮助。贝蒂·柯洪以其惯常的、范例性的可靠录入了整本著作,塞纳·摩尔筹划了随后的管理工作,并在编辑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改进意见,他还提出了一个极好的比喻。萨缪尔·古滕普兰提供了道义支持与有益的建议,他和詹尼弗一道为编辑工作的最终完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沃尔夫森学院与我的慷慨的赞助人继续为我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亨利·哈代
2001年9月22日
沃尔夫森学院,牛津

在这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was th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y Isaiah Berlin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October 31, 1958. It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a 57-page pamphlet b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It also app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Berlin's papers entitled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 and was more recently reissued in a collection entitled simply Liberty (2002).
Berlin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forms or concepts of liberty – 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 and argued that the latter concept has often been used to cover up abuse, leading to the curtailment of people's negative liberties "for their own good".
Berlin believed that positive liberty nearly always gave rise to the abuse of power. For whe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believes that they hold the philosophical key to a better future, this sublime end can be used to justify drastic and brutal means. Berlin saw the vanguard elit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dangers of 'positive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can be seen as especially salien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re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was rife.
Berlin believed that a more precautious principle was needed, and that was 'negative liberty', where individuals are protected against radical or revolutionary messages, and thus have little grand or existential freedom but are granted the more 'internal' liberty to pursue recreational and consumer interests.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