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偉，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入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門生。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返國任教湖南大學經濟系兼系主任，及第二屆國民參政員。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先後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任兼任教授。
周德偉之父與黃興為鄰，曾參與革命，以傳統儒生方式教養周德偉，影響其一生：治學嚴謹，濟民為國，並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五○年代紫藤廬老宅即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週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的思想，周譯有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殷海光先生並在其鼓勵之下翻譯《到奴役之路》。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亦常來周宅與前輩學者們交流。
退休後旅居美國，周德偉親筆寫下自傳，可惜未竟全功，僅書至其任教湖南大學而已。然因民國初立，正是其成長之時，並得親身參與時局，亦曾追隨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書中多次提及國民黨黨史之偏頗，故其第一手回憶對民國史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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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孔子臨淵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自幼以孱弱之軀，向未想到不舍晝夜的活到今年已七十八歲。兒女輩均以不知我之往事為憾，懃懃勸余作自傳，藉供觀摩。最初，余認為：自傳乃西方名人的夙技，內容難免誇張自己，貶損人若物之客觀事實，即俗語所謂自拉自唱是也，中國文人學士之修養，不立意以鳴高，不炫美以為德，如是「人心方趨敦厚，教化方昭純美」。我又以為，最好的自傳，莫如自己之著作，我既已刊行數百萬言的著述，有以自見於世，並不為權勢而稍屈，是非總可由後人釐定，何必陷入俗士之窠臼。聖如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後代無數名賢碩德，一意以裨益世教為務，從未曾寫自傳，以鳴得意，卒之光輝萬丈，照耀古今。我雖稍具學問及閱歷，但置之茫茫宇宙，及日進不已之文化中，似不足道。古往今來人類累集之知識愈多，文明發展之水準愈高，則個人分享之知識愈少。我之有待於人者與人之有待於我者，不啻霄壤之別。真理乃天下之公器，果執理而真也，不患其不傳，立論而妄也，我不自毀，人亦將毀之。莊生云：「計人之所知，不若其不知」，則個人之微末知識為事跡，自後人觀之，已成雞毛蒜皮之小事，傳與不傳，其歸趨一也。
但兒女輩仍堅請不休，內子尤殷勤敦勸。兒女所謂：「我們經父母的培育，幸已成人，從未受過不可逾越的困苦，不似父親一生艱難，受盡人所不堪的折磨，做了許多人所不願為、所不敢為的事業，砥柱中流，有益世道，吾人所知，不及百一，雖父親胸襟廣闊，無意於宣揚自己，但不寫出，我們無從獲得更多的教訓。再有進者，父親生當新舊遞嬗、文化交流之會，備具古今及東西各方的學問，交遊既廣，切磋又多，文章另具號載，在人文科學哲學方面，總算結集了自清末維新以來的成果，雖後事不可知，前事已可師法。但父親過去為文，向未受到應值得的注意，何況後代？當代語體文流行，中學生以上均看不懂古文及文言文。父親的文章識解，論古，確是超越前賢。蓋前賢只能作論政、紀事及辭章靡麗之文，且所論之政，所經之事，非後今日之政及今日之事。不似父親之文，匯集古今中西名家之言，如淵似海，閱歷繁複，亦非前人所可企及。夷夏之分已被打破，新舊之爭，亦已如量論正。且寫今世之事，不免新創術語，有心人讀之，亦祇半知半解，且岐義百出，誰能識父親之本懷，且今日之當政，正貶抑正士及知識，崇獎庸俗及無知，父親決不似古人之幸運，能垂名文以自見。盍稍貶焉，寫一本實的自傳，乃避艱深之探討，務期閱者人人能解，反較專門著述有益於世用。」內子則曰：「文化由累積而成，君亦有其貢獻，傳之後世，不亦善乎？」余為其所感乃稍變原意。
接受彼等之意見後，原只擬寫一本：「我與國民黨的點滴」。我非黨國大員，出生既晚，未嘗加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以及民國二年之大國民黨。自民國十五年後方參與政治活動，自無資格寫國民黨史，且自三十歲後，執見又與中山異執狺狺者流爭吠所怪，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所閱官方文書狂悖謬妄，如尊陳其美如神智，抑黃克強如鬼。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強奸民意，敗壞士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憶民國五年袁世凱篡國，蔡松坡將軍率二千疲敝之卒，宣告於眾曰：「中華四億人民若讓袁世凱做了皇帝，豈非全民族之恥？余將不計生死成敗以反對之。」今日尚有蔡公其人乎？予自民國初年叨渥庭訓，民國九年後追隨先君與上述各會人士交往，厥後躬聆各方人士之言論，已歷五十餘年，所知或顯著或隱微之實跡，深銘於懷，紀之可補正史之闕，真相稍明，後之覽者或將有感於斯文。孔子布衣也，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之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都為弒父弒君，亡國虐民，亂倫犯紀之大事，後世垂為典範，其禪意教仕，豈有窮期？孔子道至大而不當其位，乃毅然述作，代行聖帝明王史官及大法官之職掌，而無所怯。春秋實為當代一部大野史。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末如予，何能望此，然而所述既皆事實，此物此志，亦其類也。至於個人一生任教仕宦小事，轉瞬即成煙塵，故凡涉及私人恩怨者一概泯除，只述有關國運及風氣之大事，既只限於個人經歷，漏述必多。故改名曰「予之一生與國民黨之點滴」，如是則先世亦可納入矣。形勢所逼，又落入西方人士寫自傳之陷阱，自相違迕，幸讀者諒之。然而行文亦自有限制：
（一）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屢遭誣構，一概不書，與小人爭，自己又居於何等？此類不平之細故，檔卷俱存，兒女欲知予為何等風格，可自行翻閱，不以公之於世！兒女欲加整理問世，則予之骨已朽，任之而已！所謂不立意以鳴高也。
（二）又著「附錄」多篇，自關人之大節，並紀一生讀書心得，或已存有得而未筆之於書者，或早已存作今已佚失者。又今日印刷術昌明，當路在勢者各蓄徒眾，欺矇群眾，敗壞風氣莫此為甚，濫肆宣傳，帷爬梳闕失行文必有根據及典則，方能讓人信服，故此「附錄」，不免繁褥，有志之士，其能深究愚衷乎！
（三）斯書寫成之後必顯國事之艱危及前人所犯之錯誤，國家必須改弦易轍，重加整建，故殿之以「跋文」，標出重建國家之大綱及原則。此雖個人之見，然戀往事，思來者，又融合中西哲理及法制，或不無一得。且任何主義乃環境促成，迨其屢試失敗，若仍拘泥不仕，必導致更大之悲劇。故獨標新見，願與世人共勉！
（四）作者身居國外，典籍不全，所紀之事，時日或有乖迕，深望讀者通其意，即為已足。司馬遷著＜五帝本紀＞贊曰：「顧第勿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惟余紀身歷之事，不虞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則所自勵。他說多有，可備相互參證。是為序。
公曆一九七八年二月於美國之加州洛杉磯
尊德性齋老人　周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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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周渝
父親周德偉先生生於民國前九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二年，陰曆九月十五日，據說正好是當年陽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百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一百零九歲冥誕。他的父親，也就是距離我出生已相當遙遠的祖父，周壽椿先生，直接影響了父親的人生起步。祖父的中國經學與史學根底深厚，雖然命運坎坷，但家中藏書卻不斷累積豐富。他不恥科舉，以中醫為業。以他寬闊的胸襟與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學的重要。他幼年居處與黃克強先生為鄰，是為世交與好友。他曾秘密參與華興會，曾為革命招募民勇帶兵打仗。父親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懷大志，他這輩子的情志與生命，可說是全部奉獻給了重建中華的大業；一輩子為追求理想，維持人格而忍受艱辛、孤獨、挫折、屈辱與痛苦，母親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擔，說是全家受難也不為過。這當是一個胸懷經世濟民大使命感的儒者個人及家庭命運。希望父親遺留下來扎根的這個靈魂深處的痛苦噩夢，能隨著這本回憶錄的終於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億人口龐大中國的政經結構走入瓶頸，亟需新的視野與願景來引導，來轉入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與軌道的當口...。
父親於一九二○年進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內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看他是個外地來的窮學生，想他可能會有階級觀念，曾吸收他做會員，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鬧翻退出了。一九二五年春，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中山主義，感動了無數青年學子，父親也就在那時與一些同學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舞台與國民黨內的複雜矛盾的艱辛歲月。因此這本回憶錄，他命名為：「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由於父親特有的稟賦與人格特質，讀書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實，中國經史之學的根底不必說，西學方面，在中學時，就開始念《甲寅》雜誌、《天演論》等翻譯名著。有系統地開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憲政、法治與自由的思想與理論。進入北大後，師從陶孟和、顧孟餘等北大教授，讀到了《原富》及其他經學及法學名著，而知識論與社會科學方法學也深深地吸引了他，開始研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由於他念中學時外語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學是直接從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實的研究與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民權主義，只提到人民的公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對於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權，毫未提及，反而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如真實施，恐怕製造的問題比原有的問題更多。但當時汪精衛在北方宣揚鼓動的氣氛下，知識份子普遍希望中國能即早脫離軍閥割據與混戰，在文人主導下，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父親在自傳內說：「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負，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見第五章）
一九二八年，父親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鼓吹實行憲政，反對軍人主政，反對打內戰，主張南方好好發展經濟、厚植實力，軍閥勢力自然會被歷史淘汰...。但到了一九二九年--「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
「當時萬念叢生，真不知如何著手，曾思獨組一自由黨闡明吾說，只使政府職權協助人民自由發展，而當時謀生不暇，資歷聲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資號召，只有構想而已，終身無成愧恨而已。」（見第十二章）
由這裡可看到，為中國建立一個以保護人民權利與自由，促使社會自然演化、文化與學術自由創造與發展的「自由黨」，應是父親畢生嚮往的大夢罷！
隨即他加入了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秘密組織。
一九三二年汪、蔣復合，父親在黨內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錯的前途，他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尚不足挑起治國的大業，尤其要救中國，必須要在經濟學上下功夫。在別人積極從事政黨活動時，他卻用功研讀，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拿到鐵道部獎學金，負笈英倫，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海耶克，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返國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時，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又陸續用中文將它寫出。這篇經典論文，是在論述貨幣與生產必須維持穩定而平衡的關係，並闡明其原則與方法，以避免遭到經濟起伏膨脹收縮的干擾，這不只是維持社會經濟成長創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國經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立貨幣」的意義！
衡諸今天的中國及可見的未來，這仍是一篇極有價值與針對性的經典著作，卻是完成在七十餘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親去逝後，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細讀這篇論文，告訴我說，這篇不易讀的論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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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他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灣--
「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委與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
早年羅家倫做主任，尚能有所節制，只是許多文件不敢公佈。
「現在更不像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現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
父親描述道出的民國初及北伐前後，以及抗日戰爭前親身參與，歷經與體會認識的歷史，讀之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父親下筆握住民國以來有識的知識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憲政的大目標，與蔣氏這個嗜好殺人，常採取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新軍閥頭頭的艱苦辛酸的鬥爭競逐場面，令人讀之不勝唏噓，升起無窮感慨。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父親認為他如不寫，歷史的是非黑白、顛倒冤屈永無以得正。這實是民族歷史、道德與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圖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的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讓）後世垂為典範...。」
而他寫到自己的部分：「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書...。」
這就是周德偉（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傳--更是一部民國史--的告別人生的力作。
父親是在一九七五年與母親一同赴美兄姐處即未再回來，行前已寫了若干篇章。由於長年以來，我們家常被監視，電話更是被監聽。在台灣書寫這樣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沒有安全感。他去國前，身體已很不好，胃痛從年輕時就未斷過，晚年更是全身到處疼痛，這可能是由於年輕時一心努力，不注意身體。母親說他在英國留學時，身體瘦得只剩下九十幾磅，當時穿的英國呢料西裝，居然後來成為我家念中學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裝外套！在他離開台灣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親對他辛苦的照顧與扶持，心痛不已。他在一九六七年退休後，抱病翻譯了海耶克的大部頭巨著：《自由的憲章》，似乎就是這部書，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終於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改變了他對傳統的態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他的影響力，將另有一番景象。
父親是自幼讀中國經史，為文又受到章士釗及英國學界寫精鍊文章的影響。他帶文言的筆法，可能會使現在年輕讀者感到困難。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當可發現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與深度思想見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讀來可能有些累贅，建議讀者可從第三章念起，將來有興趣再回頭讀前二章。
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寫到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時期。可能是體能轉差，精神不繼，未得完成；也或許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寫完這一部份，認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從此停筆了。
這部父親的回憶錄能夠整理出來，有幾位女士與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協會秘書長林慧峰女士，是她的魄力與毅力，力促並操作在紫藤廬三十週年時，把這本尊德性齋老主人最後的遺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謝劉佳奇女士，是她尋找到願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對、排印的進度，並參與細校，使這部書能按期呈現出來。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這位找了許多人後才找到的，願意耐心辨識手稿難認的字跡，逐步打出全書；她做了這份一般人都不願做的工作，我想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須深深地表達對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鄭村棋先生，他邀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先生共同為這部回憶錄作了艱辛的初校工作；這份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我來做的。
感謝戴芫品小姐，她費了許多精神，細心地查核史料，並對比手稿、鄭先生的校稿與排版稿；她也做了對父親其他手稿的整理與編排工作，而這份從散亂手稿整理起的工作，是在四、五年前由張志雲先生著手初編，在此也一并致謝。
我要感謝溫洽溢先生，以他的專業協助校正現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號等。
最後，要感謝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以出版家的眼光與使命感，把這部著作列入重頭出版；而吳家恆先生細心地在原書中找出「落筆驚風雨」的文句作為書名。
當然，對幾位為這部著作作序的學者：尉天驄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吳惠林先生，他們清晰地認識到周德偉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與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與關鍵價值，對他們這種深刻地用心與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與看歷史的角度闡明並介紹出來，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對最早發現並呈顯父親重要性的陳明先生、朱學勤先生與賀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這本書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親在天之靈，也告慰了民國以來一些曾有偉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靈魂；也為後世人留下一份正義與悲憫；更希望革命以來，已歷經好幾個世代的犧牲與苦難的中國人，終能摸索到正道，正確而逐步地建立起未來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周渝，紫藤廬茶館創辦人。大學時期研習經濟學、哲學及文學。畢業後曾任記者，創立「耕莘實驗劇團」，參與台灣早期民主運動，對民主發展及藝術人文皆懷抱極大熱情與理想，在戒嚴封閉的年代曾不遺餘力贊助新生代藝術家。一九八一年創立文化茶館「紫藤廬」，長期推廣茶道美學、國際茶文化交流及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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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試閱
北大生活與師長風采
余入北京大學後（為民國九年秋季，余年未滿十八），外文則加入德文班，時大學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學改制後，世人以預科比高級中學，實則就師資及學生程度而論，比現在之高中高出遠甚。德文教師為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級德文成績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後加入共產黨，為托派，民國十八年，余猶遇之於上海，厥後不知所終），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國文教授則有單不厂，教國故概要，林損教散文，均當代名家。史學教授為陳漢章，清季中鄉舉，後專攻史學，有名，京師大學堂徵為史學講師，到校後求為學生，蓋京師大學堂畢業即為進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嚴復任校長，乃聘為教授，此亦一笑談也。第二外國語（英文）講師為涂允檀，留美學生（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出任駐外公使），從ABC教起。經濟概要教員為余文燦，教育不佳，學生全賴自修，法律教員為林彬（後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所授皆現行法不講學理，余不感興趣，統計教員為陳啟修，學力亦不稱職，彼在各專校兼課，每週課務達卅六小時之多，故在各校輪流請假，是敗壞學風之第一人也。一年級結業，余領全班。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陳獨秀主持，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李大釗在北大開唯物史觀課程，戴季陶、沈玄廬主辦《星期評論》，以中山之幹部身分，竟為唯物史觀及共產主義張目，此外尚有《嚮導》月刊，亦為共產黨人所主辦，持論較《新青年》更顯白而激烈，胡漢民亦在《建設雜誌》上推崇唯物史觀，汪精衛反沉默，似只在《建設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論歐戰後之國際問題。斯時並無左傾?相，戴胡等本亦讀中國書，舊思想既被推翻，心無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異者胡適之，本以實驗主義為號，斯時亦向藍公武讓步，承認唯物史觀之正確性。此時余因學潮居上海，盡讀各派言論，思想極混沌，只靜觀演變。
民國十年秋，余已升入預科二年級，鄧康、羅章龍等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覘形勢亦未嘗不可。一日鄧康（中夏）來訪，請余每週赴長辛店教課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費由學會擔任，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識，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鄧曰：「你不相信唯物辯證法乎？」余曰：「辯證法之名稱甚古，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從心性入手，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問題尚多（此引顧孟餘先生課堂上之言論），一時無可奉告。」鄧曰：「既如此，你不夠格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余曰：「既稱學會，應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輩為此固執，我願退會。」時余已讀《浮士德》，又對鄧康曰：「歌德曾曰：『物質乃一堆腐朽』，我不願受腐朽東西指揮，我只知隻手可以挽狂瀾。」鄧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會員，請你退會。」余曰：「我已言明退會，何待你請。」事後李梅羹、胡家鳳、鍾繼璜告余曰：李大釗曾責鄧康「操之過急，致使本會喪失一英俊青年」，事後余亦未追問。
陳獨秀既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乃招北大教授胡適之、顧孟餘二先生入粵，胡應招而顧則拒之。胡赴粵先訪陳炯明，會談情形不明，後訪中山。中山正擬擴大國民黨，邀胡入黨並預許為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孫擁總統空名，一籌莫展，支票不靈，胡拒之。胡返北大後，一日，余見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謂「見了宣統，宣統稱我為先生，我稱宣統為皇上」等語，余思「既赴粵見中山及陳炯明，回來又見宣統，到底是什麼作法？」於時，胡之《紅樓夢考證》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學說相標榜，杜威主張研究法的問題，又謂「學校即是社會，社會即是學校」，乃美國之激進首領，胡先生何以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何況我素不喜《紅樓夢》，此書只寫出一班女孩子爭風吃醋，無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復視為哲人矣！後方知胡先生數數見宣統，成為好友！（見溥儀自傳）孫先生被陳炯明所逐，邵力子時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力詆陳炯明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發表一文，大意謂，「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不能稱為叛逆，民國時代，還有什麼叛逆。」等語，余思「陳炯明自清季即奉孫先生為領袖，現在之實力，亦孫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為此毒辣，即對朋友亦太不顧道義，否則社會內人與人相偶，尚有協調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論旨，則中西倫理學及社會學各科可廢，人類均將退化為原始人！」民國時代既無叛逆可言，又安可稱溥儀為皇上，如是益不滿於胡，胡先生此類文章，現已不見於胡適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刪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跡。

The most riveting political biography of our time, Robert A. Caro’s life of Lyndon B. Johnson, continues. Master of the Senate takes Johnson’s story through one of its most remarkable periods: his twelve years, from 1949 through 1960,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Once the most august and revered body in politics, by the time Johnson arrived the Senate had become a parody of itself and an obstacle that for decades had blocked desperately needed liberal legislation. Caro shows how Johnson’s brilliance, charm, and ruthlessness enabled him to become the you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ajority Leader in history and how he used his incomparable legislative genius--seducing both Northern liberals and Southern conservatives--to pass the first Civil Rights legislation since Reconstruction. Brilliantly weaving rich detail into a gripping narrative, Caro gives us both a galvanizing portrait of Johnson himself and a definitive and revelatory study of the workings of legislative power.

夏道平的文字让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从理想与信念的层次，大大提升到完整与严谨的学术体系。
他是胡适的挚友，徐复观的同窗。
这是一部发自良心深处的对台湾经济的分析与批判的书。不但逻辑严密，而且感人至深。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台湾发生的事大陆可以引以为鉴。因此这本书非常值得大陆关心经济和法律的同仁阅读。 ---茅于轼
华文世界译介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社会思想最用力者，非夏道平先生莫非。但先生乃是缘学以求道、成仁，由这本文集，依稀可见先生智、仁、勇之三达德。---秋风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理念的一位持之以恒的传道人。---韦森
自由的智慧，在夏道平先生的笔中泉涌。看夏道平先生的文选，可以感受到自由的力量。---毛寿龙
本问卷分上下篇和两组附录。上篇38篇，最集中表达其经济思想的部分，下篇10篇，为作者关于人生的体察，和对人物的忆念的文章。附录有夏先生原有文存的序跋，包括学者对其思想的评论，又包括夏先生的夫子自道，另一组是夏先生辞世后社会知名人士和生前好友对其人生事业的追忆。
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

Walter Rudin's memoirs should prove to be a delightful read specifically to mathematicians, but also to historians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bout his colorful history and ancestry. Characterized by his personal style of elegance, clarity, and brevity, Rudin present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his early memories about his family history, his boyhood in Vienna throughout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his experiences during World War II.
Part II offers samples of his work, in which he relates where problems came from, what their solutions led to, and who else was involved. As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Rudin's writing will recognize, he brings to this book the same care, depth, and originality that is the hallmark of his work.

《蔣中正總統五記》，為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文物圖書」類的《困勉記》、《游記》、《學記》、《省克記》與《愛記》等五種日記類鈔之總稱，係陳布雷主持總裁事略編纂室時期，由參與「事略稿本」編纂之王宇高與王宇正等負責輯錄。全書以編年體方式，就日記內容分類摘錄編輯而成，史料價值極高，為研究蔣中正個人或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

庇护二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诗人、历史学家。《闻见录》是他篇幅最长、最吸引人、流传最为久远的杰作，也是文艺复兴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文献。它以一个动荡不安的大陆、一个纷乱扰攘的时代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描写了一段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这部作品的拉丁文文笔优美清隽，颇有恺撒和西塞罗的风采。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现在，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1862年，萨道义作为英国外交使团翻译来到日本，直到1869年归国，他经历了开放通商、尊王攘夷、下关之战到内战爆发、天皇亲政等一系列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以第一手资料，忠实记录了日本各阶层在大变革中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以及他眼中的日本人、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本质。萨 道义以他日常所见，揭示了在这场事关日本国运的抉择中，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和成长，以及一种新秩序的构造。
《明治维新亲历记》对西方社会了解日本起到很大的作用，被誉为西方“知日”第一书、最出色的历史见证。作者本人也被誉为最优秀的日本学家、最懂日本的西方人。

本书翻译自记录已故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生活和从政历程的《金大中自叙传》。金大中和平中心以他从2004年开始的41次口述录音和日记等为基础出版了该自叙传。本书得到金大中夫人的亲自授权，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该书是国内最为权威、最为完整的金大中传记。
该书以时间为序，经作者口述整理而成，全面回顾了自己不懈斗争的过往岁月和绝不妥协的心路历程。作者从偏距韩国西南一隅的荷衣岛少年，到走向当时的海港城市木浦，从年少有为的成功商人到屡败屡战的政治家，从被羁押判刑流亡的异见人士到深受国民拥戴的大总统，其心中所秉承的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富强的信念以及为此哪怕遭受威胁、打压、暗杀、判刑也决不放弃和妥协的意志和努力，均在此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作者“把过去欲言又止及有意隐晦的某些事实原原本本地一一道出，对于内心曾经的胆怯和恐惧，也不打算避讳”，向世人展示出一个真实的金大中。
此书既是作者个人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了解韩国历史的绝佳史料，作者经历了日本殖民时代、朝韩分裂、朝鲜战争、韩国威权时代，并亲手开起了韩国的民主化时代，将当时身处襁褓之中的韩国宪政民主悉心培育，使其走上正轨。不仅如此，作者还一手促成了朝韩两国的破冰交流，带领国民走过了金融危机等。此书中对其一生所经历的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都多有详述，是了解和研究韩国当代史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This richly detailed biography captures both the personal life and the scientific career of Isaac Newton, presenting a fully rounded picture of Newton the man, the scientist, the philosopher, the theologian, and the public figure. Professor Westfall treats all aspects of Newton's career, but his account centres on a full description of Newton's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Thus the core of the work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culus, the experimentation that altered the direction of the science of optics, and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s in celestial dynamics that led to the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林肯与劲敌幕僚》超越了任何一本林肯的个人传记，作者讲述了一个关于林肯和他生活的整个时代、以及他如何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化对手为良伴、化宿敌为铮友的耐人寻味、堪称经典的故事。除了林肯之外，作者耗费了几乎与之相同的篇幅，分别叙述了林肯内阁中最重要的四位政治家——国务卿苏厄德、财政部长蔡斯、检察总长贝茨以及后来入阁的陆军部长斯坦顿的生平和从政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在林肯高尚人格的感召下，从林肯的竞争对手转变成为林肯内阁最得力的干将。作者把林肯的生平、性格和殉难，放在同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群体中去对比、描摹和刻画，使林肯在强劲的竞争对手面前，显得更加崇高、丰满而富有立体感。这是迄今为止，所有的林肯传记中无人尝试过的写法。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祖籍江苏无锡。5岁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嘉禄教授，成绩斐然。她还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受惠于傅雷的影响。顾圣婴勤学深思，博览中外文艺作品，善于从各门类之术中汲取营养。1953年，少年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B大调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5的年首次在上海举行独奏音乐会，备受赞誉。1956年后，开始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及查克、塔·克拉芙琴柯，使她的琴艺日趋精进，渐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钢琴演奏家。
1957年，年仅19岁的顾圣婴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是一个奇迹”。1958年10月，她又在有36个国家一百多位选手参加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与RONALDTURINI并列男子钢琴最高奖），在西方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瑞士国家电台、国家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又在颇具国际影响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从而使她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女钢琴家。从50年代至60年代，顾圣婴作为新中国的音乐使者，曾先后到苏联、瑞士、比利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十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训问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了不可再得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她那秀丽澄明的音色，带给人以一种清纯的美的享受，她那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作为一位中国钢琴家，顾圣婴全身心倾情于祖国的钢琴音乐事业，1963年曾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品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我国和世界音乐舞台上，她满怀激情地介绍过许多中国作曲家的钢琴音乐作品。
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顾圣婴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即使在遭到排斥和含冤的日子里，她常常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亲人。她在前往异国参赛的途中，曾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我的祖国，为了我的人民，我一定要拼搏，直至走向高高的领奖台——”。她的一生冰清玉润、志高行洁，那宽广而博爱的情怀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永远是广大中国艺术家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