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从康熙时始纂到道光年间正式刊刻，历经一百余年，先后形成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本、黄璋校补本、王梓材与冯云濠的百卷定本。这些文本在内容上的增删、调整，一定程度折射出前后编纂者对宋元理学史的不同认识，其背后反映了编纂者不同的思想旨趣。黄宗羲始纂《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与清初尊朱辟王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从《理学录》《明儒学案》到《宋元学案》梨洲原本，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理学史的认识，已不断突破道统，逐渐站在“合一代之公评”的角度评论宋元理学的得失。乾隆年间全祖望的补修，固然是为了完成黄宗羲遗志，但也渗透了对官修《明史》崇朱黜王以及官方压制学术自由的不满。相对黄宗羲父子的“理学”视野，全氏对宋元思想史采取更广泛的“儒学”维度，在人物评价上，表现出学术与道德并重，甚至道德重于学术的倾向。从黄宗羲到全祖望对宋元理学史的认识转变，表明清儒越来越注重儒学的寻常日用，不再以形上玄远的追求作为最高目标。黄璋父子校补《宋元学案》，虽努力恢复梨洲原本的面貌，但也继承了全祖望对宋元儒学史的众多认识。《宋元学案》在道光年间的校补、刊刻，其背后与理学复振及“汉宋合流”的思想转向息息相关。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大规模增补儒学人物，展示了二人在步踵全祖望确立清代客观性学术的路径上走得更为广远。透过《宋元学案》的成书始末，可一定程度展现清代学术的转向。

对于孔孟之间儒学思想的研究而言，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与《五行》两篇之重要性，甚至可以媲美于《大学》与《中庸》。本书是对《性自命出》的文本与思想的专门研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思想，乃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端；第二部分为“章句”，以简要的方式注释文本、提示章旨、勾勒行文思路和文本结构，为后续的探讨提供一个简明可用的版本；第三部分为“讲疏”，在综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择善而从或另辟蹊径，逐字逐句分析论定文本含义，进而从七十子后学的问题意识与思想线索出发，把握并阐明文本的真实意旨。
子游是孔门后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在《性自命出》中，子游展示出了一条以人性发生学为根底的，以天、命、性、情、道、义等为逻辑环节的新的思想道路。它在继承孔子之学的德教本质的同时，为教化的必要性和方式作出了新的论证，也为后人讨论人性、性情、心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框架。它开启了思孟心性论，其具体形态又有别于后者，可称之为“性情-心术论”。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转出“性情-心术论”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

《中国善书研究》主要内容：“善书”即劝善之书，不仅常见于宋代以后的史籍，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始于《感应篇》的中国庶民文化中的善书运动，在明末清初达到高潮。《中国善书研究》是酒井忠夫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积其毕生精力而完成的一部经典著作。上卷论述了自宋代到明末清初善书的制作、流通及其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下卷论述了从明末清初到清末与善书相关的诸问题，并阐述了善书文化在日本、朝鲜等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情况。《中国善书研究》史料翔实，以善书这一历史现象为主线，对明末清初庶民社会的历史、王朝的民众教化政策及民众救济福利政策、
三教合一思想等进行了综合性研究。阐明了明清时代特别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

本书汇聚汤老的三十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老于新世纪伊始对华夏文明统序的深切反思，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士子的家国情怀与拳拳之心。

本书把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内涵归结为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在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狭窄视野，建立了“大儒学”的概念，而且凸现了儒学的丰富内涵，促使学界对儒学的认识由内容单薄的心性之学或道德形上学转而关注其所固有的文化历史功能。 展读全书，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新人耳目，有新的思路，新的问题，新的看法，也有新的话语系统。与同类的著作相比较，作者的这种努力，可以说是为儒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四、结语
引用书目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
结语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怀疑与不满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
四、孟子的述经与~_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引用书目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二、儒家的孝学说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后记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历来被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书，古有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今有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对《论语》的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正如杨伯峻所说：“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但对《论语》的研究，最根本的，离不开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历代对《论语》的注释，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论语》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论语》，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解读中哪一种符合《论语》的原意？如果对文句的解读不符合《论语》的原意，那么，阐发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论语》的原意？这正是蒋先生本书所研究和探索的。《论语研读》一书从语言文字角度对《论语》文句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和词汇，《论语》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从语法词汇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只能是某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意思。王力先生说：“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办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蒋先生认为这是阅读古书应当遵循的原则。古书上的一些话，有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有的话是说话人“有为言之”，是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的；有的话有言外之意，要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甚或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才能深入理解，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连字面意思都弄错了，那么，“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讨论对《论语》文句的理解，这是本书的重点。既然如此，在讨论中难免涉及一些语法和词汇的分析。考虑到读者不一定是专攻汉语史的，蒋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析阐述尽量做到了通俗易懂。《论语》中解读有分歧的文句很多，书中择要讨论了一些常见的、有典型性的文句。
本书虽篇幅不大，但贵在精练深刻，相信会成为又一本《论语》方面的力作。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現存有數量眾多的書信，是研究朱熹生平、思想及其育人施教方法、成效的重要文獻資料。通過彙編朱熹往來書信，予以系年，將有利於朱熹及其思想研究、朱熹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互動與影響等研究的深入。
【編寫體例】
一、本《彙編》收錄迄今所見之朱熹與朝中公卿、師友故舊、 鄉親門人等往還書札，計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二千五百八十餘通，他人至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三百七十餘通。然不包括《晦庵文集》卷二○至卷二三所載之“申請”、“辭免”等文書。
二、本《彙編》所收載之書札全文，主要錄自朱熹《晦庵文集》、朱熹所交遊者之文集以及後人之輯佚著述等；其殘篇、斷句則主要錄自朱熹與時人之其他著述如記文、序跋、碑傳誌文等所收錄之文字，并有部分自元、明人著述中所輯錄者。
三、本《彙編》所收錄者，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之姓名漢語拼音為序。其姓名、身份皆無考者，則皆歸於“某人”條下；而題為朱熹佚札、然經考辨為偽者，則附見於相關條目之下，以祛疑惑。據考，自紹興十七年（1147）至慶元六年（1200），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達五百三十餘人。
四、本《彙編》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為條目，於其下收錄其與朱熹往還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以所考辨出之撰寫年月先後為序；并於該條目前簡述其生平事跡以及其與朱熹之交遊情況。又，古人著述中多有關於朱熹往還書札之本事、說明、評論等，為便於閱讀，故一般收錄於相關書札之下。
五、書札名以原書題名為定，如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朱熹《答吕伯恭問龜山中庸》、朱熹《與趙帥書》、朱熹《與章侍郎》、張栻《答朱元晦秘書》等。然自他書中所輯之佚書，則一概取其字為題，如程洵《與朱元晦書》、朱熹《與程允夫書》等。
六、因朱熹與某人之往還書札往往不至一通，為示區別，則於書札名下加以改書札之首句，加以括號，如朱熹此《與張欽夫》（前書所扣）、朱熹《答許順之》（此間窮陋）等。
七、《晦庵文集》中存在一書於不同收載於不同卷帙下、或一書收錄於不同人名下之現象。本《彙編》於前者即收錄一書，然注明其重載於不同卷帙之情況，於後者則分別取為條目，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況。
八、為便於查閱，書後附有《人名索引》和《徵引書目》，皆以漢語拼音為序編排。《人名索引》中以與朱熹有往還書札者為目，如“蔡元定”、“陳俊卿”等；然其書札中大多以其字、號、官爵等為題，故為其做參見條，如“蔡季通見 蔡元定”及“陳侍郎 見 陳俊卿”、“陳丞相 見 陳俊卿”、“陳公 見 陳俊卿”、“陳帥 見 陳俊卿”、“陳福公 見 陳俊卿”等。
九、前賢時彥對於朱熹書札之考訂研究成果甚多，尤以陳來先生《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為著。本《彙編》於此頗有借鑑、引用者，著見諸相關條目之下，在此一并致以謝意。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简与《大学》、《中庸》、《礼运》、《孟子》等传世文献相结合，对思孟学派的形成、演变、发展做了细致的考察，对思孟学派的特点、内容做了概括、总结。《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对竹简《五行》、《性自命出》、《内礼》等篇做了深入的解读，对《中庸》、《大学》、《礼运》、《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的成书做了细致的考察，对先秦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论、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儒学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戴望，晚清今文经师。征古训注圣经，表彰颜李之实学，更发扬《公羊》之微言大义，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救世敝而维圣教。戴氏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于庭《发微》，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故《戴氏注论语》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檃括《春秋》及五经义例，系晚清《公羊》义释《论语》之重要注本，盖戴望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之宏愿。
校疏者郭晓东，复旦大学教授。《戴氏注论语小疏》之点校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同治十年金陵书局初刻本（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本影印）为底本，校以南菁书院丛书本；并对戴氏注之出处、涉典故与义理之术语，尤其是大量涉及《春秋》与《礼》的内容加以疏释，撰此《戴氏注论语小疏》，亦其治经以经世之意。

南宋时期，中国文明正面临严重危机，而正是对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忧患，在当时的儒者间引发了“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争。“明道谊而计功利”，遂成为冲出程朱框架的新口号，显示出儒学发展的新倾向。在“责任伦理”的原则已成为共识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思想脉络，或可为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回应，寻找到传统的哲学资源。
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使命，乃在于潜心到过去的生存境遇下，考察古人的思维过程。田浩教授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这本成名作，在新发现的陈亮作品的支持下，具体探讨了陈亮思想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在宋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参照着两位论辩对手的具体阅历及性格，展示了陈亮、朱熹间的“道德与事功”之辩，从而再现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缘此，《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被汉学宗师史华慈推许为自己所读到的“以西方语言叙述宋代儒学思想多种特征的最生动、最易理解的作品之一”。

【内容简介】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是中国哲学宗师陈荣捷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力作，是公认的全面详尽权威的《传习录》版本。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大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是阳明心学的载体，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是了解阳明心学最经典的入门必读书。国学大师钱穆将《传习录》列为“有关修养人人所必读”图书之一。
陈荣捷先生参考中、日十余种《传习录》版本，三十余种《传习录》注评版本，择其精彩者结集。注中有词必释，有名必究。引据典故，悉溯其源。对于从前诸家注评，陈先生以学术的客观立场兼容并收，对于阳明之言有所发明或修正的，宁多毋少；对于只是表扬或者只是重述阳明之意的，则宁少毋多。此外，从日本阳明学家佐藤一斋的注评版本中增补三十七条，从《王文成公全书》抄出四条，又从《年谱》中抄出十条，一共拾遗五十一条，为诸本《传习录》与注评版所未见。所以，《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是所有《传习录》版本中内容相当全面的一种。
【编辑推荐】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是中国哲学宗师陈荣捷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力作，集中日三十余种注评版本之精华，是公认的全面详尽权威的《传习录》版本。
提起冯友兰，知者甚众。但提起与冯友兰齐名的陈荣捷，这位在20世纪对中国哲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巨人，却由于其久居海外，不仅大众知之甚少，连国内学界也是最近十几年才逐渐重视。
事实上，陈荣捷先生是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20世纪后半期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泰斗。陈荣捷1929年以《庄子哲学》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相继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夏威夷大学任教职。1943年任美国东北名校、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教授，1951年任达特茅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是当时东方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1966年自达特茅斯学院退休，被赠以“中国哲学和文化荣誉教授”。
自1935年在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陈荣捷在国外弘扬中国哲学60年，从早期介绍中国思想，到中期翻译中国经典《道德经》《传习录》《坛经》，再到晚期推阐朱子学研究。陈荣捷所著的《中国哲学资料》（1963年）对中国哲学探索极深，被欧美学术界誉为介绍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完备、周详的珍本。1960年起连续六年为《大英百科全书》撰中国哲学篇及儒家、道家、理学等篇。其他百科全书中国哲学部分，几全由其执笔。
陈荣捷在把儒家思想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人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其中学西传的功绩，无人能及。1982年，在夏威夷的“国际朱子学会议”上，冯友兰为陈荣捷先生赋诗一首：“白鹿薪传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东。何期千载檀山月，也照匡庐洞里风。”也是指陈氏在美国讲学六十年，从当年的沙漠中孤鸣，到今天使理学逐渐流行，一生鞠躬尽瘁，奉献于中西文化的沟通。
1994年，陈荣捷逝世，《纽约时报》引用亚洲研究协会的授奖词来纪念他：“（陈荣捷是）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的一代宗师和中西方学术界最关键的联结者……向西方传授中国学术传统的中间人，当今之世无人能出其右。”
陈荣捷先生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主要有三个特点：
其一，注解全面详尽。陈先生力求做到有词必释，有名必究。对于所有的中国哲学名词、阳明心学重点名词都予以解释，并追溯其出处；对于所有人名，都加以考证或说明；对于若干章句，指出它们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之前出版的《传习录》版本，注解都相对简单。所以，全面详尽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自1983年出版以来，成为后来《传习录》版本选择注解的必备参考书，读客图书有限公司便在其所出版的《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初刻版)》一书的广告宣传中，坦言该版本参考了陈荣捷的详注集评成果。
其二，书中所汇集的评论客观、精彩。陈荣捷阅读参考了中日32个《传习录》注评版，其中具有代表性有：
•三轮执斋的《标注<传习录>》。三轮执斋是日本阳明学派代表人物。此版本耗费三轮执斋三十三年的心血，他的注解成为后世日本训释的典型，其字句出处和典故都非常详细。
•佐藤一斋的《〈传习录〉栏外书》。佐藤一斋是日本德川后期复兴阳明学的著名学者。他勘校了十多个《传习录》版本的异同，非常详尽。又从理学要理出发，加入自己的评语。以评注言，该书是研究《传习录》必不可少的版本。
•东正纯的《〈传习录〉参考》。该版本点评很多，并引用了刘宗周、李颙等大儒的评语，是《传习录》评注版中哲学意味最浓的。
•许舜屏的《评注〈传习录〉》。该书为东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与九州大学中哲研究所所藏，非常珍贵。许舜屏的注详细完备而明澈，都是阐明阳明的学术宗旨，发挥其要理。
•但衡今的《王阳明〈传习录〉札记》。但衡今虽是政治人物，但评语或赞或难，惟妙惟肖。刘宗周之后能深入阳明妙谛的，只有但氏一人。
《传习录》自刊行以来，点评者众多。由于点评者的学术立场不同，学术水平不同，评论有深有浅，有客观有偏颇。从众多评论中挑选出对理解阳明原意有帮助的精彩评论，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
作为国际汉学界新儒学的泰斗，把《传习录》翻译为英文并成为经典译本的知名译者，陈荣捷先生有绝对的自信和能力来做整理和综合的工作，也是做详注集评的绝佳人选。
陈荣捷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的概说中也坦言自己的选择标准：以前的注评版从来没有采纳朱子学家冯柯的评论——因为冯氏攻击王阳明的学说而避开不采纳，也没有采纳日本人东正纯的评论，亦没有采纳但衡今富有哲学性的精到案语。现在我纯粹以学术立场为主，不管赞毁。对于阳明的言论有所发明或修正的，如刘宗周与佐藤一斋等人的评论，宁多毋少；只是表扬或重述阳明的意思的，如孙奇逢、东敬治等人的评论，则宁少毋多。
当然，陈荣捷先生并非完全“述而不作”，并非只是罗列前人的精彩注解和评论。他还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以“捷案”（即陈荣捷案语）对许多注评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或勘误订正，或补充背景，或延伸阐释，或辨别异同，有的案语感性而充满趣味。
勘误订正的案语如传习录第3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三轮执斋点评此句时说“皆陆象山语”，意思是陆九渊说过同样的话。陈荣捷认为并非如此。他找遍陆九渊所著的《象山全集》，列出八句话，来佐证陆九渊谈论的都是“心即理”，并没有说过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的事，以此表明王阳明的“心即理”不仅仅是拷贝了陆九渊的思想，而是在陆的基础上有更深一层的提升和阐发。
补充背景的案语如传习录第5条。王阳明向弟子们解释“知行合一”的意思。陈荣捷便在案中补充王阳明讲这番话的时间背景：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三十八岁，这一年，王阳明首次讲知行合一。起因是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向王阳明询问朱熹和陆九渊思想的异同之处。王阳明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如此写按语，便将《传习录》与王阳明的生平结合起来，把思想置于阳明一生中予以考察，便于了解阳明心学形成发展的全过程。
延伸阐释的案语如传习录第62条，讲到“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陈荣捷在案语中加上令人豁然开朗的一句话：“照物，不在照上用功而在磨镜上用功，即阳明格物之不在格外物而在格心。”此一解释，令人豁然开朗，顿时领悟阳明心学真意。
追溯源头、辨别异同的案语如传习录第109条。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陈荣捷在按语里表明，王阳明关于“上智与下愚不可移”的说法来源于程頤，但又与之有异。程頤：“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两般。为自暴自弃，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不同之处是程子重学，阳明重志。陈荣捷从这个微小之处，将王阳明重视“立志”的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要知道，在阳明心学中，立志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培根之学。
有的案语则感性而充满趣味，如传习录第63条。问道之精粗。捷案：阳明尝以象山（陆九渊）之学为粗，但总未明言。其或以象山见道尚浅欤？此句诙谐有趣。再如传习录第96条谈论讲究与涵养，陈荣捷虽然放了冯柯的注评在下面，但仍好心提醒读者“冯柯护朱为正理，讥王则是意气”。
如此等等，不一一举例。这些精彩案语，都足见陈荣捷先生的功力。读者仔细阅读，细心感受，会受益匪浅。
其三，陈荣捷先生在搜集王阳明散佚语录方面所做的贡献，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在佐藤一斋增补三十七条语录的基础之上，从《阳明先生年谱》中摘出十条语录，又从《王文成公全书》中摘出四条语录，合并为“拾遗五十一条”，这些阳明散佚语录是其他《传习录》版本中所没有的。陈荣捷坦言，他之所以增补阳明五十一条语录，不是为了追求完整，而是因为这些语录有新意。例如《拾遗》第三条谈“工夫本体”，比原《传习录》谈论得更深入。《拾遗》第四条讲“乡愿、狂者之辨”，比原来《传习录》更为精微。《拾遗》第五条“尊德性”、第二十四条 “戒惧”与“慎独”之间的关系，都有新的见解。
正因为有陈先生的精心挑选，阳明心学爱好者才能看到多角度、丰富的独到评论，沿着先生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可以拾级而上的阶梯，更深入理解和体会阳明心学的真谛。
【名家评论】
（陈荣捷是）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的一代宗师和中西方学术界最关键的联结者……向西方传授中国学术传统的中间人，当今之世无人能出其右。
——亚洲研究协会授奖词
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研究的泰斗。他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王阳明与禅》是中文世界1950—1980年代中最重要的阳明学著作。
——著名学者 陈来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最近几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所谓“日本汉学”)方面的论文。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集了关于日本阳明学的九篇文章。前六篇文章阐述日本阳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日本阳明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现在有些学者一提到日本阳明学，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于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这一部分文章会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岛田虔次阳明学研究的三篇文章，介绍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先驱岛田虔次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兴起过程和意义。通过前后两组文章，笔者展示了自己对世俗的阳明学和学术研究阳明学的分界线的理解。
下篇的八篇文章，前两篇介绍日本九州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成果，后面几篇是笔者这些年写就的有关一本汉学的文章。其中关于董仲舒的两篇，对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的一些糟粕进行了批判，其他几篇则阐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几个新问题。
▼编辑推荐
★阳明学真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吗？
为什么说“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是臆造出来的神话？
孙中山、梁启超、张君劢等在日本接受了怎样的阳明学知识？又如何将其返销中国？
董仲舒《天人三策》并不存在，是班固的捏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董仲舒否定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1893年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个阳明学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张君劢、章太炎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一提到日本阳明学，人们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而本书将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

本教材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结合各种版本，纠正以前学者的很多误解，其中有很多新的见解，可以把《论语》的理解，往前推进一步。二是以文本的阐释为根据，结合制度与文化，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思想的解释务求从孔子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经历出发，讲究平实，言必有证，不做过度发挥。

本书共分三篇，分别为上篇「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政治制序与经典诠释」及下篇「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制序」。上篇主要论述先秦至《大唐开元礼》中，各时代「礼」观念的转变及其意涵，中篇主要论述中国中古时期至隋朝间，各时代对「国家」、「君臣关系」、「罪」、「政治」、「文化」等观念的形成及其所构成的经典诠释，下篇则着重於中国、日本等，关於「东亚」世界的再省思。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ISBN：9789570803334，作者：余英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