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一直伴隨著外國人的身影。除了有共產國際和蘇維埃俄國派遣的特使、軍事顧問、志願者以外，還有那麼一批具有基督徒身分的中外人士。在那場與國民黨政府作對的武裝鬥爭和諜戰中，留下他們的足跡。然而，由於後來的中蘇關係破裂，中共不多提及蘇聯老大哥對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 蔣介石政權敗走臺灣，也不想檢討那段受「基督徒朋友」蒙蔽的經歷；至於那一批捲入革命潮流中的基督徒們，大都對其那段經歷諱莫若深、三緘其口。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參與革命給人帶來的偉大感和歷史感，恐怕是基督教無法給予的 ──就是「理想」與「獻身」，也就是說，正是這種不計代價的付出吸引著同有理想激情的人，基督教是從「未來的天國」來獲得報償，共產主義革命則可以在現實中實現，後者比前者更甚的是，它比較具體也較快達到目標。
《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是由四個獨立成篇的人物傳奇故事組成的，故事中的主角司徒雷登、董健吾、傅連暲及薄復禮，都是、或曾經是基督徒，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人生經歷中都跟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遭遇，並為中共的革命創發了關鍵的歷史效用，但卻被中共的黨史忽視。
名人推薦
※感謝　旅美華人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陳宣明牧師 專文推薦
※感謝　美國洛杉磯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李靈牧師 專文推薦

《遵义会议文献》讲述了：遵义会议使工农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它战胜种种困难而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邓子恢文集，ISBN：9787010024202，作者：（1896-1972）邓子恢

《杨尚昆日记》收入杨尚昆同志1949年至1965年间所写的部分日记，共约110万字。他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只得付之阙如。
除日记外，杨尚昆同志还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笔记和读书笔记。现从中选择了部分同日记直接有关的内容，分别放在当天日记后面，用仿宋体字排印，作为日记的补充。
为了保持日记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个别错字、漏字、衍字以及明显有误的标点作了订正。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编者对日记中涉及的部分人物和事件，作了简要注释。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旧有节日传统的同时，引入和创造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在延续旧传统和创造新节日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被赋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
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华北根据地以节日为切入点开展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过程。

http://www.cambridge.org/cn/academic/subjects/history/twentieth-century-regional-history/cambridge-history-communism?format=WX#57OqymvXd8LlB4Sb.97

中国共産党創立者の陳独秀、若き日の周恩来、瞿秋白、〓小平、その等身大の姿を活写する。1920‐30年代中国革命の高揚と挫折の中、中共中央で活躍した著者が描く革命家群像。

本書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巨著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三版（1999）翻譯而成，為首部繁體中文譯本。

　　有人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毛澤東的中國」，這種說法雖不脫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中國的進退得失，榮辱悲喜，都與毛澤東息息相關。研究他的意識形態和執政方針，認識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實況，自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邁氏該部著作正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歷史一錘定音。

　　1999年再版時，邁氏新增「第六部：鄧小平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1976–1998」，深刻地分析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並透徹地展示出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言論和行動之間的反差。

　　毛澤東掌政中國的時期，在當代史上是翻天覆地、引人入勝的一章，邁氏對此鞭闢入?堙A引人省思。近年中國在經濟及政治上頭角崢嶸，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邁氏就此亦有發人深省的論析。

作者簡介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學教授，及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重要著作包括《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及多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專論，廣獲翻譯成中文、韓文、日文、法文、德文、葡文和西班牙文。

譯者簡介

　　杜蒲，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及科研辦公室主任，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著有《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國力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大圖典》等書。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毛泽东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本书权威、客观地解读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毛泽东对当年与张国焘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划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1912年6月到1918年6月，毛泽东求学期间留下了作文、笔记、信函、诗歌等文稿30多篇，依时间次序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讲堂录》、《致文咏昌信》、《挽易咏畦联》、《致湘生信》、《〈明耻篇〉题志》、《致友人信》、《致萧子升信》（四封）、《致黎锦熙信》、《致萧子升信》（八封）、《致黎锦熙信》、《致白浪滔天信》、《体育之研究》、《〈一切入一〉序》、《致黎锦熙信》、《国文教授案》、《夜学招学广告》、《夜学日志首卷》、《夜学招学广告》、《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伦理学原理〉批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些文稿大多用文言写成，使用了大量的古代词语、历史典故，词义多与现代不同，有些词语存在歧义，以至学界产生误解、曲解；也为一些不怀好意之人故意歪曲、居心险恶之人恶意中伤留下了漏洞。为方便阅读，减少理解困难乃至误读、曲解，《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即对这些文稿的词语、典故详加注释、疏通，以便普及红色经典。

1970年到1980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先后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外事局副局长、局长。这十年，是我国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面对重重困难，江泽民同志以出色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科技合作、技术引进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作出了特殊贡献，出色地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为进一步走向更高领导岗位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是著名史学家张海鹏领军打造学术传统，重开百年视界，再现问题热点，章开沅、杨天石推荐作序。
20世纪初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党治政治体制在传统中国的开始。党治即是以党治国，同时亦含其也冶党的面。关于国民党的党治历史，学界的研究迄无间断，而对其治党内幕，举若党员的发展、管理，组织的建立、运作，以及它的成分构成、行业比重、社会基础，甚全中心与外围、核心与派系、于政与于军的关系等，却间存空白，或未深化，更不系统。因此，本著专注于是，断以1949年为限深入其中，详探究竟，终藉一手资料，得出其为弱势独裁政党的结论，故无能治国是其必然的宣示已寓其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是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作者还力图表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应纠正以回忆录邓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