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涉及了操纵国家特权与垄断的关系的问题，它为经济学家广泛应用。 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在大众文化中则用来表示那些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行为。

在这部分析官员行为动机与官僚组织运行机制的经典之作中，作者用简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美国版的《官场现形记》，让我们洞悉官员的心理与行为，把握官僚组织的决策机制，从而加深对官员和官僚组织的理解。
本书是剖析官员与官僚组织行为、透视官僚制内幕的经典力作。本书构建了一种有用的决策理论，该理论通过对官员动机、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分析来帮助人们认识官僚组织的行为，从而提高决策质量。作者将官员分为权力攀登者、保守者、狂热者、倡导者、政治家等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官员的动机、目标和行为对官僚组织决策的影响，探讨官僚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及其所处的环境对其结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

《民主的经济理论》代表了将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论——应用于政治科学的第一次系统的尝试。其基本出发点是：政治当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在这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下，《民主的经济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理性的政治当事人会怎样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样，与传统的政治科学相比，安东尼·唐斯的工作引入了两个全新的成分：（1）将全部理论分析置于一个基本的行为假设（“理性人”假设）之上；（2）从基本的行为假设（“理性人”假设）出发，得出经验上可检验的结论。上述做法体现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公理化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与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一样，安东尼·唐斯的工作同样构成了将经济学应用于理解人类生活合理秩序的知识努力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一部分。

为什么瑞士和日本的山林公地能维持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而土耳其的近海渔场却屡屡因过度捕捞而发生冲突？为什么菲律宾桑赫拉的农民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公共灌溉系统，而美国加州政府却迟迟无法解决地下水的过度使用问题？面对哈丁的“公地悲剧”，一些人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灭；另一些入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未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是许多地方和社群中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那么，对于一个地方和社群中互相依赖的公民而言，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自我组织和治理，从而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对此，《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通过对各种成败案例的实证考察，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并从博奔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作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典那些在一个实际场景中找到具有公地困境结构的分析人员，常常要求由一个局外人来强加一种解决方案：实行X是解决某种公地困境的“唯一方法”。这种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X对解决各种特定的公地困境都是必要且充分的。但是，X的内容却极少变化。一种主张假定，中央政府应该持续地为一种特定资源的统一决策承担责任。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放弃对资源的所有权，允许个人在一组界定明确的财产权范围内，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是中央集权的倡导者还是私有化的倡导者，都把制度变迁必须来自外部并强加给受它影响的个人作为中心的信条。但是，尽管他们对“国家”在为提高效率而变更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建议的制度变迁方法仍有很大差别。如果一种主张是正确的，另一种就不可能也是正确的。矛盾的立场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正确。我对这两种主张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赞同。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意见都过于表浅。与只存在一个单一问题和一种单一解决方案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和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与能够容易地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并能由一个外部权威以很低的成本去强行实施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把制度搞正确”是一个困难的，耗时的和引发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有一整套能在文化上被认同的规则，又需要有关于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的可靠信息。新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不会如在抽象模型中那样运行，除非这些模型建构完整、有实际依据，以及现实场景中的当事人理解如何发挥新规则的作用。对于共同拥有公共池塘资源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跌人陷阱并不能自拔的假设，我并不认同。我认为，个人使他们自己从各种不同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本书讨论的案例具体描述了为解脱悲剧性结局所作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努力。……导言第一章公地治理之反思三种有影响的模型模型的隐喻性用法当前的政策方案挑战第二章研究公共池塘资源情境中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方法公共池塘资源的情境相互依存、独立行动和集体行动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调查框架现实场景的制度研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发展中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在他的著作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特别列举出的就是《民主财政论》一书，该书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正像美国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詹姆斯·C．米勒第三在他的前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本书也许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
在《民主财政论》最初出版时，财政研究通常分析财政制度对个人和公司市场选择行为的影响。然而，在本书中，布坎南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研究了当个人参加民主决策过程时财政制度对个人政治选择行为的影响。
詹姆斯·M．布坎南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他所建立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他写过许多著作，包括《赞成的计算》（同戈登·塔洛克合著）。

Should government's power to tax be limited? The events of the late 1970s in the wake of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13 brought this question very sharply into popular focus. Whether the power to tax should be restricted, and if so how, are issues of immediate policy significance. Providing a serious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the authors offer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fiscal system, one that yield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iscal arrangements are analysed in terms of the preferences of citizen-taxpayers who are permitted at some constitutional level of choice to select the fiscal institutions to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to be subject over an uncertain future. The central question becomes: How much 'power to tax' would the citizen voluntarily grant to government as a party to some initial social contract devising a fiscal constitution? Those in office are assumed to exploit the power assigned to them to the maximum possible extent: government is modelled as 'revenue-maximizing Leviathan'. Armed with such a model, the authors proceed to trace out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power to tax that might be expected to emerge from the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