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引譬连类”这一由《诗经》发端的诗学传统上升到譬喻理论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认知世界、通过“越界”和“跨类”的方式在类分事物的基础上连结“物/我”、“情/景”、“身/心”、“言/意”的一套生活知识、理解框架和价值体系，由此形成迥异于西方以逻辑推演为主要认知方式的中国“关联式”、整体性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作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涉经典的文学研究、思想史、人文地理学，并借鉴人类学、艺术史和新文化史对“物质”的研究，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尔雅》、《汉书·艺文志》和最早的类书《皇览》，乃至晚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纵深地考察了“引譬连类”这个譬喻理论是如何形成了一种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构建了中国几千年的诗文传统，从而将天文、人文、圣人、经典、信仰、辞章拉连在一起，成就了中华民族光华圆满的“文明”论述。

本书以《易经》开篇的“元亨利贞”入手，通过深入地分析解读，旨在借此概念勘察中国思想如何思考“开始”，即天地宇宙之始。作者同时以此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两大源头和支柱---希腊哲思与希伯来-基督教---相对照，展现了中西哲学在对待世界之“本原”问题上的思维差异。

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王朝，其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执政，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清朝政治制度仍是以皇权为核心，其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使其统治得以维系近三百。此前的研究更多根据正史，本书作者则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书是作者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圭璧钟鼎为国之重器的礼制艺术时代如何兴起，又如何逐渐衰亡，演变成以宗庙、宫殿与墓葬为主体的建筑性纪念碑时代？长安，这个从土木方兴时起就不断被重塑的城市，如何彪炳不同时期统治者的荣耀？一座座零散而无言的坟茔和祠堂，如何诉说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普通家族的懿德？而这些具有明显公共意义的礼仪美术传统，又如何在汉代以后转化为艺术家打造个人历史的艺术行为？
本书尝试打破美术史研究中的门类之别，以“纪念碑”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核心概念为线索，将装饰艺术、图像艺术和建筑艺术纳入更大范围内艺术的发展变化，重构中国古代美术的宏观叙述。

本书从历次诗歌革新的背景思潮、儒学玄学思想的影响、文人行为方式和观念取向的演变等多种视角，对南朝至盛唐诗歌发展的若干外部原因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同时结合诗歌体式内部规律的探讨，着重研究了初盛唐五言古诗、新体诗、歌行、五七言律、绝句等各种诗体的发展规律。力求紧扣这段诗歌史上的若干关键节点为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寻找最贴近历史的解释，反映了作者对唐诗流变前因后果的多种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