瀧川資言於日本大正二年（1913）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所藏慶長（1596-1614）、寬永（1624-1629）年間刊行的古活字印本《史記》二種欄外標註發現被《史記》三家註合刻本刪削的《史記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實為1418條），以後又從抄錄成冊的同樣的《正義》佚文，得到證實，於是手輯為《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二卷。這批《正義》佚文的輯得，遂啟“《史記會註考證》纂述之志”，後散入該書相關《史》文之下，自謂“略復張氏之舊。”本書收錄瀧川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全部手稿照片，凡164幀，為首度公開。同時，由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將手稿錄文並翻譯為中文，采用手稿影印與錄文對應排版的方式出版，以饗讀者。

本书是一部探索《史记》与《春秋》之间学术关联、考察从《春秋》到《史记》著述思想传承与嬗变的研究专著。书中将《春秋》与《史记》两部经典置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宏观学术背景下，力图还原《史记》效法《春秋》而撰作的复杂过程。
《春秋》与《史记》，相隔五百年的两部旷世之作，分别开创了中国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两大体例。首先，本书从文献性质出发，讨论《史记》撰作立意与《春秋》的紧密关联。通过对先秦两汉太史职官的考证、对“《春秋》”概念的辨析、以及对《汉书·艺文志》的梳理，阐明《史记》是孕育于《春秋》学又独立于《春秋》学的一部特殊著作。其次，本书从结构体例入手，明确《春秋》学对《史记》取材方式及体例形成的深刻影响。最后，本书从文学层面论证《史记》叙事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春秋》学发展的自然结果。书中尝试以历史故事题材汉画像石作为文学研究的新媒介，利用绘画揭示叙事文学的艺术性，从而更贴切地论证从《春秋》学著作到《史记》叙事文学的发展状况，描述《史记》借鉴《春秋》学著作叙事方法的具体过程。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厘清、勘正《史记》文本中的文字错讹，辨正由此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对《史记》的阅读和利用，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史记新本校勘》校勘所及，即如上述，关系许多秦汉史实，作者在遍览古籍版本并加以考辨取舍后，对这一时期的地理、政治、天文、历法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复究诘，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相关问题的解决。

本书主要按照年代顺序梳理日本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成果，在对资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及特点，对日本《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本书的研究是以往国内《史记》研究者尚未涉足的领域。通过关注和全面了解《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我们可以理清日本《史记》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比较中日《史记》研究的异同，并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解读中国历史，读懂《史记》从本书开始。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研读《史记》六十年经验结晶，借大师之眼读懂《史记》。
★问世38年长销不坠，文库本加印20次，畅销10余万册，日本人靠它读懂《史记》。
★仅有的分体例全面解读《史记》的著作，本纪、世家、表、书、列传逐一解读，阅读《史记》的入门书。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联袂推荐。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史书，评论《史记》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地位的价值。《史记》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它在日本也随着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绝佳的《史记》入门经典。

作者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利用纸上史料（文献）和地下资料（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利用传世文献及简牍、帛书，分析《史记》战国史料的结构，阐明其编纂意图和作为历史史料的可信度及其界限，作者还通过利用出土资料，超越史料的限制，了解战国时代各国的动态和其在地域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以及这些共同性和不同性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影响，从而为战国史重建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
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侧重于弄清《史记》战国史料所取材的各种资料的特征，考察与战国时代相关之文献及出土书籍的特征；第二编，具体地讨论《史记》秦本纪和战国世家（赵、韩、魏、楚、燕）的整体结构及特征。

《＜史记＞日本古注疏证》以日本室町时代及其以前的《史记》古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综合疏理及考证。日本学者注解《史记》，以镰仓时代（1192～1333）为发轫期，至室町时代（1338～1573）达到高峰。此时期是日本汉学研究最辉煌时期，也是《史记》注解的全盛时期。但该时期的古注原本大多亡佚不存。室町时代，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月舟寿桂（1460～1533）及其弟子们将能见到的《史记》古注，抄录在《史记》黄善夫刊本（此本国内不存，被日本列为“国宝”，今藏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板页的边栏外，或抄为另页，附于每篇之后，致使这些弥足珍贵的古注流传至今。这些古注，字体行草相兼，中国、日本汉字混合使用，注文排列，或横或纵，杂乱无序。而且所引古籍或简称其书名，或以作者名代指书名，或删节，或增益。正因如此，要确定某注为何句注解、所书古字、俗字、僻字、讹字为何字，均非易事。往往为辨一字，竟要翻阅数部文献。

司马迁作《史记》，创作了系统的历史纪年法，即历史年代学。《史记》十表编年摘要，列载帝王、诸侯相承，贯通古今，划分历史断限，详今略古，为全书之经络。《史记纪年考》专门考证《史记》中的纪年问题，共分三卷：卷一为综合年表，列举周、秦、鲁、齐等十八国年表，以干支为纲，在各国下列出本纪、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纪年；卷二为各国纪年考，考证各国的总年数和各代王公纪年的矛盾所在，并列表说明；卷三为考定年表，列出十八国的纪年对照表，作为综合结论。三卷互为贯穿，使三卷中有关部分相互参照。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便是《史記》研究史中相關研究成果的一個彙集。《輯刊》共選定了三十二種歷代與《史記》研究相關的書目，其中古籍十八種，民國時期文獻十四種。古籍部分中，成書時間最早的南宋高似孫所著《史略》，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籍專科目録，其第一卷專論《史記》，搜羅、反映了其時《史記》相關研究的主要問題、註釋之書及代表性評論等；所選明代作品共五種，或爲明代規模較大、流傳較廣的《史記》選本，或爲學者對《史記》的個體點評，或爲將各家評論彙爲一編的輯評，反映了其時對《史記》的研究、評價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