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考古材料不斷的出現，傳世文獻所楬櫫的中國上古史不斷地受到新材料的挑戰，舊有的理解框架也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一個新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靜待學者開闢。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的編輯企圖繼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先生編輯《中國史待定稿》的精神，以跨學科的宏觀視野，透過學者的綜合，開啟透析東亞大陸古代文明的幾扇窗口，讓我們了解青銅器如何在東亞大陸出現？展現出何種空間分布的特徵。「文明」的關鍵元素：文字書寫系統如何出現？漢字文化圈何時過長江？如何在東亞地區紮下不可動搖的基礎？拋棄傳世文獻的框架，如何了解晚商王朝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西周早期的危機，如何造就西周王朝「人文的國家」的性格？殷墟青銅器的風格如何被社會性地使用？秦如何從一個偏處西隅的小封國，逐步地邁向帝國？考古發現，如何重構此一過程？透過這些窗口，架構起一個新的審視空間，也同時框出未來努力的方向。
梅建軍的〈中國的早期銅器及其區域特徵〉是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早期銅器研究最有系統最完整的論文，從他所謂「區域特徵」，可以看出中國早期銅器都出現在草原或森林草原地帶，其中並沒有容器，而多是工具、兵器與裝身具（如戒指、手環、胸頸飾、耳環等），是草原畜牧族群的物品。
陳昭容的〈早期漢字文化圈形成〉放下無解的新石器時代陶文，聚焦在早商以來在不同材質的書寫載體上的文字，包括在甲骨、陶器與銅器的的文字，明顯與後來殷墟的文字有連結，當時漢字已經形成應無疑問。更重要的她以青銅器銘文的時空分布進行分析，解釋早期漢字如何一步一步擴展領域，成為中國的共同書寫系統。這篇文章，無疑也是到目前為止，此一領域最持平、最重要的論文。
在〈「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一文，黃銘崇採取了一個不同的寫作風格來面對此一課題，利用了許多學者的研究，重新將西周早期的歷史，以最符合邏輯推理的方式，進行了一個新的敘述。本文的意圖是重新界定「殷周革命」，把這場文化的革命，視為一個規模小且文化落後的族群在強大的「帝國」的壓力下，處心積慮的經營，逐漸擴張，意外地在一場大決戰中擊敗一個龐大的「帝國」。為了要穩定政治情勢而在政治與文化戰略上，王朝的決策者採取了部分激進，部分保守的彈性策略，努力經營，終於在超過百年以後，屬於周的新文化內涵成形而一舉改變禮制，完成「殷周革命」。同時，也企圖解釋西周意識形態中的「人文的」特質必須從周族群如何在邊緣地帶結合異文化的「朋友」，建構西土聯盟，接受「天命」傳統，目睹意外的勝仗，面臨崩解的危機，置死地而後生，與眼前的敵人結盟而跨入異域面對未知的敵人，最終化敵為友，建構了八百年的王朝。
陳芳妹的〈青銅器「風格」的社會性使用與典型殷墟風格的成立〉論文討論到「社會性使用」（social use）在其他學者的論述中雖然也有涉及，但並未清楚地界定。在此一論文中將社會性使用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這是很重要的貢獻。

六世紀突厥繼柔然之後稱霸北亞草原，它不但對中原農業朝廷，尤其是隋、唐朝有重大的影響；也與西方發生諸多關係，故突厥的研究素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可惜我國對此方面的研究不多，作者在國內外研習突厥史，並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學近二十年，係採歷史學、民族學及邊政學的角度，積其研究成果合成十二篇論文，取名「突厥研究」，希望能繼岑仲勉先進之後，對我國突厥研究有所貢獻。

《唐会要(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册)》专门记述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变迁，对帝系、礼乐、舆服、职官、刑法、兵制、选举、文字、历数天文、地理以及四域等方面，分门别类地进行纂编，为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本编年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秦朝史编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王子婴元年，附秦之先至秦始皇二十五年）。中卷：《西汉史编年》（汉高帝元年至汉孺子初始元年）；《新朝史编年》（新王莽始建国元年至汉淮阳王更始二年）。下卷：《东汉史编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本编年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臧云浦先生的指导和师友们的关心；《东汉史编年》书稿的打印，曾得到梁万斌同志的帮助，一并致谢。

东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五卷。是一部关于襄阳人物、山川、城邑的重要历史文献。可补汉末、三国以及晋代史书的遗缺。此书元明之际已无完本，虽经清人校勘辑补，但讹脱尚多。此书作者黄惠贤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辑佚校勘工作。对于人物补充五人，删去二人，连同山川、城邑、牧守，增加了一百六十一条，并考订其他辑本出误入习书者十五条。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好的辑本。此书原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后再无重印。此次作者同意交给中华书局，以竖排繁体整理本的方式出版，并加以修订，纳入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世本》是先秦重要的史籍之一，原本已佚，历代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辑注工作，尤其是清代学者。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八人的《世本》辑本加以排印、校勘、汇集，整理出版了《世本八种》，此书久未重印，学界还有较大需求，我局此次依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影印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本书是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第二卷，是苏秉琦主编并由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撰稿的《远古时代》。
作为《中国通史》第二卷的《远古时代》，自1994年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为飨读者，现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独出版。
《中国远古时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复原远古历史成为可能，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远古时代》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对中国史前历史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是一部由权威考古学家撰写的详实可信的“远古通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是记载北宋历史的编年体史籍，保留了大量原始史料，价值极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现存抄本刻本谬误甚多，现经校勘，标点，分段等系统整理，形成了这部崭新的较为完善的版本，为宋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记载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960年），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1127年），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李焘遍取正史、实录、政书，“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体例仿司马光《资治通鉴》，本于“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有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据载，李焘在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因卷秩庞大，前后分四次上进。加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1063卷。南宋学者叶适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四库总目提要》说：“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原本已亡佚，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缺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部份，宋徽宗、宋钦宗两朝全缺。今存五百二十卷。

本书以万卷楼刻本为底本点校，五十卷，对春秋及其三传作了分类整理和实证研究。

本编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迄于宋帝昺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尽最大之可能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全书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补了三千多篇、五十余万字的诏文。
对所收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所校诏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诏文，此类诏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载，而我们采用的每一篇诏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编纂时间早、诏文全的原则收录，所校勘的材料则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察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工作底本，通校二至三个版本，并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辅编年録》、《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録》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
本书所收每篇诏文皆尽可能系年。通过考订现存宋代史籍所载史事，如《长编》、《宋史》、《靖康要录》、《中兴馆阁录》及《续录》等史籍，以及宋元方志、碑传墓志等，准确考订出了现存宋人文集所载很大一部分诏文的确切年代；其余无法确定准确年代的诏文，则根据草诏者任职两制的时间，并结合诏文所述史事蕴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
本书的分类，主要参考了《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等，全书共分‘帝系’、‘政事’、‘官吏拜罢’、‘典礼’、‘舆服’、‘职官’等二十类，许多门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军事’类下又分‘兵制’、‘兵器’、‘马政’、‘兵事及其他’四小类；又如‘典礼’类下又分‘总论’、‘南郊’等目，‘南郊’目下又分‘布告’、‘赦文’、‘册文祝文青词表文’、‘其他’四小目。同时，诏文的着录采用互着方法，即一篇诏文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内容，除在主要门类中着录此诏文外，又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着录其篇名，并注明‘文见某某类’，使研究者达到以类查阅资料的目的。此外，我们又在书后编制了人名索引，尽可能多角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查阅资料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