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日晷文库》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无疑要承载起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从中唐到北宋，正是这样的观念，牵动着几乎所有文化人的心灵。在此期间产生的四座文学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就是典型的代表。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一步步走向对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从而使这种思考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它一旦被引入文学领域，便成为栖居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将文学导入“向上一路”，并逐渐融入古文、诗、词等各体文学的艺术机制，铸就了宋代文学的总体特性。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