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考古材料不斷的出現，傳世文獻所楬櫫的中國上古史不斷地受到新材料的挑戰，舊有的理解框架也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一個新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靜待學者開闢。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的編輯企圖繼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先生編輯《中國史待定稿》的精神，以跨學科的宏觀視野，透過學者的綜合，開啟透析東亞大陸古代文明的幾扇窗口，讓我們了解青銅器如何在東亞大陸出現？展現出何種空間分布的特徵。「文明」的關鍵元素：文字書寫系統如何出現？漢字文化圈何時過長江？如何在東亞地區紮下不可動搖的基礎？拋棄傳世文獻的框架，如何了解晚商王朝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西周早期的危機，如何造就西周王朝「人文的國家」的性格？殷墟青銅器的風格如何被社會性地使用？秦如何從一個偏處西隅的小封國，逐步地邁向帝國？考古發現，如何重構此一過程？透過這些窗口，架構起一個新的審視空間，也同時框出未來努力的方向。
梅建軍的〈中國的早期銅器及其區域特徵〉是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早期銅器研究最有系統最完整的論文，從他所謂「區域特徵」，可以看出中國早期銅器都出現在草原或森林草原地帶，其中並沒有容器，而多是工具、兵器與裝身具（如戒指、手環、胸頸飾、耳環等），是草原畜牧族群的物品。
陳昭容的〈早期漢字文化圈形成〉放下無解的新石器時代陶文，聚焦在早商以來在不同材質的書寫載體上的文字，包括在甲骨、陶器與銅器的的文字，明顯與後來殷墟的文字有連結，當時漢字已經形成應無疑問。更重要的她以青銅器銘文的時空分布進行分析，解釋早期漢字如何一步一步擴展領域，成為中國的共同書寫系統。這篇文章，無疑也是到目前為止，此一領域最持平、最重要的論文。
在〈「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一文，黃銘崇採取了一個不同的寫作風格來面對此一課題，利用了許多學者的研究，重新將西周早期的歷史，以最符合邏輯推理的方式，進行了一個新的敘述。本文的意圖是重新界定「殷周革命」，把這場文化的革命，視為一個規模小且文化落後的族群在強大的「帝國」的壓力下，處心積慮的經營，逐漸擴張，意外地在一場大決戰中擊敗一個龐大的「帝國」。為了要穩定政治情勢而在政治與文化戰略上，王朝的決策者採取了部分激進，部分保守的彈性策略，努力經營，終於在超過百年以後，屬於周的新文化內涵成形而一舉改變禮制，完成「殷周革命」。同時，也企圖解釋西周意識形態中的「人文的」特質必須從周族群如何在邊緣地帶結合異文化的「朋友」，建構西土聯盟，接受「天命」傳統，目睹意外的勝仗，面臨崩解的危機，置死地而後生，與眼前的敵人結盟而跨入異域面對未知的敵人，最終化敵為友，建構了八百年的王朝。
陳芳妹的〈青銅器「風格」的社會性使用與典型殷墟風格的成立〉論文討論到「社會性使用」（social use）在其他學者的論述中雖然也有涉及，但並未清楚地界定。在此一論文中將社會性使用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這是很重要的貢獻。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翠家。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守仁）是儒学传统中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他生活在十五六世纪的明代中国，其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
但是，阳明的青年时代动荡不安，两次会试落第；在道教的生长术和禅宗的出世实践中找寻生活的意义， 半途而废；申斥宦官刘瑾而被廷杖，当众受辱；流放贵州，在偏僻地区过着孤独而艰险的生活。
与多数有关王阳明的作品着力讨论起哲学思想的内涵不同，本书重在考察阳明思想形成的岁月，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和学术的游历。书中展现出阳明人生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他通过真诚的努力，想实现一种人格理想，以超越社会和历史的限制。阳明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世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体现出一种热切的人类关怀。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本书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鼠疫流行时进行的首次详细而全面讨论。两位作者积近十年研究所得，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本书不仅就鼠疫流行与中国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于700余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

中國歷史很多課題之中，最基本而又最困難的一個，莫過於中國文化的起源。在中國文化起源這個異常廣泛的課題之中，中國農業的起源是一個重要的專門課題。
中國農業起源於黃土區域。為比較深刻瞭解中國農業的起源，治史者必須對黃土區域的古自然環境有正確的認識。本刊上編將近代中國科學界對黃土多方面研究的結果，作一極簡單的摘要，以充本刊中編和下編的必要科學背景知識。

精裝，isbn：7307014688，定價12.20元
平裝，isbn：730701467X，定價9.50元

本书主要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着重对于学界聚讼纷纷的我国古族三集团、太古洪水、三皇五帝等问题进行独到的剖析。廓清了中国古史时代的迷雾，将古史传说时代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兴旺之路形诸纸上。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内容简介：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历代盛衰，根源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收录了雷海宗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的珍贵学术论文，全书分为两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最为独特之处是，通过对于中国兵制的梳理，研究兵的精神，兵的文化。作者以侧锋破题，从“兵文化”入手，试图解答中国文化何以造成千年积弱，堂堂中华何以一再遭人欺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存的是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近年读史之作。文章一般写在1979-1989的十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都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这两篇与《探微》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　　以《探微》名书，无新鲜感，不惬人意。我原想把十年时限这一因素放到书名中去。这十年与过去大有不同，读书写作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善，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位文学家以《十年蹒珊》为文章标题，吸引了我。我很想找一个类似的书名。但是琢磨许久，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历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古史又不同于近史。古史内容缺乏现实感，本来就枯燥；而我的文章又比较浓缩，读起来难得有轻松之感。这样的书，要赋予它一个富有哲理。文采而又活泼、简练的书名，反而不伦不类，不如虽平淡却实在一点为好。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以《探微》名书，倒也符合实际。　　收人《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所改动之处，或换题目，或增设文内标题，或补充订正资料，或调整充实论点。但是各文主旨概依旧说，以存其真。有几篇文章新加了简短的跋语，其内容一般是资料和论断有所增益而在修改原作时未能包含者，也有的是对原作的一些说明。由于《探微》所收某些文章原来已有了“附语”、“后记”之类，所以在编次《探微》时附加的这类文字，一律冠以“作者跋语”，以示与原有附加文字相区别。　　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通志略是郑樵所著通志一书中的精华部分。通志全书共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等六种形式组成。略分二十篇，五十二卷，通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郑樵于史书编撰力主博通之论，通志即其所撰之通史。其书除二十略之外，皆为隋以前各史书之粗略综合，惟二十略有其独到之处，在体例方面，与其前杜佑之通典及其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相近，世人遂有“三通”之称，在史书编撰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可鼎立而三。
通志总序是一篇极好的史学论文，起首即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各种学问包括史学，必须会通，是郑樵的重要学术理论。因此对于用通史体著书的司马迁评价很高，对于用断代史体著书的班固便力加贬抑，用词或不免于偏激，如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司马迁亦感有所不足：“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又称：“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採摭未备，笔削不遑。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这些评语，失之于偏，无待详论，但与会通博雅之主旨相衡，自有本末之分。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8篇论文，对魏晋至唐代之经济及阶级关系、工匠身份的变化、南朝寒人的兴起、拓跋族的汉化过程、科举制的萌芽诸问题详加论证和阐发，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则收入作者1958至1982年间论文15篇，分别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中西交通、宗教等专题，详为论证。两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一并收入《唐长孺文集》。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论文13篇，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详加论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78年重印时曾做了一些修改。此次收入《唐长孺文集》，除进行了核校外，部分内容恢复了55年版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