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化东传的研究》是日本学者藤塚邻关于清代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的研究著作。此著作是藤塚邻在1936年提交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曾于日本昭和二十年 （1975）在国书刊行会出版。著者藤塚邻在对清代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的整体分析和阐释方面具有开阔深入的研究视角，作为一位文献收藏和鉴赏家，他在当时也收集了大量的清代和朝鲜学者的第一手宝贵文献资料，从而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文化、学术、文学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清晰脉络。著作中也通过清代学人和朝鲜、日本学者的直接交流为个案，生动地描述了朝鲜和日本学者在接受清代文化和学术过程中的心理历程。著作文献资料丰富详实，论述和评价精湛准确，是研究近代东亚中、韩、日三国文化、学术、文学演进与交流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陳鴻森教授研究清代學術前後四十年，向以博聞多識、考訂精審著稱。本書係作者就歷年所撰有關清代學術、人物傳記考訂之文，精選十五篇結集而成。作者擅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樸學研究的心態。本書各文或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兩書〈儒林傳〉之訛誤，或訂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書年歲之訛缺，或稽考學者學行事跡，或辨正名家撰著史實歷來之沿誤。凡所考所訂，莫不廣徵博引，排比事證，詳其原委。而評論段玉裁、武億、朱文藻學術諸文，更另闢蹊徑，為學界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原是梁启超1923年夏至1924年春夏间，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之讲义。作者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大问题。其目的“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纵横并立，经纬互持，将清代学术置于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中，对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金石学及其他科学等二十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做了整体评述和清晰勾划，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将其启蒙、发展与流变展示在人们面前。
本次整理以最为通行的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稿本、清华学校讲义本、《史地学报》刊载本、《东方杂志》刊载本、民志书店第四版单行本、《东方文库续编》本为通校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稿本、南开大学暑期讲义本、辅仁大学铅排本、重庆中华书局重排重校单行本以及《学灯》《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晨报副镌》等报刊所刊载者为参校本，举凡脱、讹、衍、倒者一千数百处，一一校订，使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文本，更为完善。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论语研究史》主要内容简介：吾友戴君，名维，南方之大学者，长年隐居著书，人多不识。余初亦不识，后受聘于湖南大学，寓居碧虚之山，戴君与挚友梓根忽来造访，并赠所著之《春秋学史》与《诗经研究史》。余翻阅若干篇页，不禁肃然起敬。先生复然独立，学识超迈，时贤少见其比。“文革”劫余，左风尚炽，斯文坠地，扶起无人。其时戴君甫高中毕业，自购经传，细心研读，长年不辍。曰积月累，学问遂成。戴君僻居乡野，淡泊名利，甚少与学界人士交往，亦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所著书印数偏少，传播不广，故学界少有知其人者。

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作者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文献尤其是其中众多的简帛古书，使先秦秦汉时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得到很大改观。然而最基础的古书年代、学派以及人物年代的问题，至今仍然受到疑古派及胡适、冯友兰等的哲学史编纂学的极大影响。几十年来，学界虽然对某些问题有所反思，但尚未奠基于出土文献而对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本书利用出土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想法，以期使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及后世的相关研究得以推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1928年籌備成立以來，至今整整七十年。相較於西方具有數百年傳統的大學或科學院，史語所的七十年算不得悠久，但在中國傳統中，近代意義的學術機構超過七十年的也不太多。尤其人文學方面，史語所有意標舉治學的新態度、新方向與新方法，目標明確，旗幟鮮明，罕有機構或團體能與之相比。
不論在中國學術界或世界東方學界，史語所的人力與成績固然有限，但就學術方法及其實踐而言，史語所多少還有指標意義，研究、檢討本所這七十年，對未來的人文學發展，應當可以有一些啟發。

一、本目录收录1900年至2005年国内(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公开正式发表的明史论文和著作之中文目录(以及个别发表于国内书刊的西文目录)。除了对本室上世纪70年代所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00年-1978年)进行增补和重新分类外，本书重点是力求全面收集1979年至2005年的明史论著条目，以充分反映当前明史研究新趋势、新特点、新水平。
二、论文目录分总论、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社会、民族、思想文化与教育、中外关系、宗教与信仰、科技、地理与环境、文学艺术、文献与档案文书、文物考古、人物、研究综述与资讯、书评等工8大类。各大类下设子目。子目下，根据主题词或核心内容作适当归类，再按论著发表年代排序。核心内容或主题词相同者，原则上不予分散。如论明代君主专制之文，均归入政治。通论中；张居正改革，归入政治。制度中；“一条鞭法”、盐茶马政，归入经济．财政与赋役类。有些篇目涉及多方面内容，横跨几个类别，一是归入主题词在先的类别，二是根据内容分放两个类目，查阅时两者互见。如商人见于社会．社会分层与社会群体，有些则见于经济．商业。郑成功与海外关系，归入中外关系类，其他论郑氏集团活动者都归入政治．南明类。
三、书目除专著、译著外，凡现代人校订、注释、标点的有关明代史籍，以及明史论文集，均收录；影印者，则不收。近百年中，重印并经过校订、标点、注释的文章．，亦做史料收录，影印者不录。著作按年代排序。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编年》的编撰年限，起于三皇五帝，终于清宣统三年。从人伦起处即是始祖的传说时代，一直延续到古代中国帝制的终结。
《编年》综合吸取历代史书与各种学术编年之长而加以融通之，率先创制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即主要由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者生卒四大栏目所构成，同时在各栏目适当处加按语，另外再在每年右边重点记载外国重大学术事件，以裨中外相互参照，合之为六大版块。
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编年》一直是中国学术界所期待的。由梅新林教授主持、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余年共同完成的《中国学术编年》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学术编年》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学术追求，其特点有四：
一、注意揭示中国学术史的宏观发展演变历程，在通观这一演变历程中把握各代学术盛衰规律。
二、始终把握、凸显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术流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体历程，使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兴替规律得以提炼。
本书是迄今为止学术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的系统梳理，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学术编年》的出版能对21世纪国学的研究与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本书特别注重历朝历代各种学术群体的区域流向、位移、传承关系，以见学术中心的迁移规律，这是极有特色和眼界的一个研究方式。
四、本书也注重中外学术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历程，以见跨文化的学术传承规律。

本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20世纪日本“东洋史”具有权威意义的教学内藤湖南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和学术解析的专门性学术著作。本书对于内藤湖南一生与中国至为密切的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与学术的关系作了精细的解读。在日本“中国学”领域中，本书是首次由一个中国学者全面审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意义的日本学者的学术，并在几乎相等的学术层面上表述中国研究者对这一份文化遗产的既言之有物又言之公允的学术判断。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本书探讨了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一百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了一些研究。
全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 “旧典范的危机”，作者考察了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太谷学派等各层知识分子的种种变化，以描绘出晚清内部的思潮变动，作者对这一时期的细察说明“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以此为张本，作者在第二部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和反传统的复杂关系，在第三部分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中，讨论了后科举时代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建立新“学术社会”的努力以及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