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组机制"研究》选取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各种“领导小组”为代表的议事协调机构为研究对象，沿着两条平行的主线对“领导小组”和以其为内核而衍生出来的“小组机制”展开解读和分折。一条线索主要是基于政府过程的分析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小组机制”的运转过程进行全面剖析；另一条线索主要是基于机构改革的分析视角，对行政系统中议事协调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中国"小组机制"研究》作为一项有关“小组机制”和议事协调机构的系统性研究，在纵向上注重历史感，以尽可能为读者还原“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横向上注重比较，为读者审视中国的议事协调机构提供参照系；在现实分析中立足于过程研究，注重揭示这一较少为人所关注的机构的运转过程；在对策建议上注重可操作性和长期性，希冀能为决策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铁路史研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受学者重视的一个领域，其研究对当今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近来，有关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有可喜的成绩，主要涉及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可以说，著述丰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需要提高的地方也有很多。作者对中国近代铁路体制演变的探讨，对进一步开展该学术领域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系统阐释了“西藏问题”的由来、演变，揭露了以英政府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者借“西藏问题”以达到分裂中国的阴谋，同时，围绕班禅回藏、康藏划界、中央在西藏统治权这三大问题，详细阐述了1927年至1950年间中国政府为维护祖国统一同中外反华势力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和努力，最终得出中国自身的发展是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这一结论。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主要讲述了，传统中国的“押租”与“典卖”等产权交易方式导致地权分化并形成以下结构：普通租佃—永佃—相对田面—公认田面—绝对田面（典），与这些权利关系相匹配的权利所有者构成乡村的“阶级”与“阶级关系”。在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中，以获取粮食与货币为主要内容的“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所具有的财政性质是土地改革的目的所在。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结构及其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实证的剖析和独到的反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