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对宋代城市的最新研究著作。本书在总结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的城市规模、类型和特征，城市管理制度、市场、税制、市政建设、人口和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多有新见，是对宋代城市的独创性研究。

Where does Neo-Confucianism - a movement tha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way people understood the world and responded to it - fit into our story of China's history?This interpretive, at times polemical, inquiry into the Neo-Confucian engagement with the literati a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lite, local society, and the imperial state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s also a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The book argues that as Neo-Confucians put their philosophy of learning into practice in local society, they justified a new social ideal in which society at the local level was led by the literati with stat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The later imperial order, in which the state accepted local elite leadership as necessary to its own existence, survived even after Neo-Confucianism lost its hold on the center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continued as the foundation of local education. It is the contention of this book that Neo-Confucianism made that order possible.

在我国古代，国家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所谓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所以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时代的学者便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现在已有了很好的成就。作者受他们启发，于是对宋代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进行研究，数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本书从科举制度研究、科举文体研究、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等四个方面，分十九章进行论述，资料详实，分析具体，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Approaching writing a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text as an historical object, this book not only recovers elements of the ritual practice of Middle-Period weddings, but also reass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the Middle-Period past. Its fourfold narrative of the writing of weddings and its spirited engagement with the texts ritual manuals, engagement letters, nuptial songs, calendars and almanacs, and legal texts offer a form and style for a cultural history that accommodat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past."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和《鄂国金佗粹编》三十卷，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极具孝价值。

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本书以宋代史事为重心，尝试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于历史上“信息渠道”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学术对话。

刘复生编著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里主要指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密切。这就是说，治西南民族史，其范围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不应受云、贵、川、渝四省市的行政区划的限制。一部西南古代地方史，几乎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分不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

《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修订版)》在1990年初版和1996年第二版的基础上增补了条目200多条，收录了与有宋一代社会各个方面研究相关的包括中、日、韩、英、法、德等6国文字的参考资料，共分为综合性工具书、思想、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芸术、史籍、地理、宋代版本、石刻文献、拓本、宋代研究会等11个主题，先按主题、再按参考书种类编排，主题之下，条目按用途范围与出版时间排列；每条目首列条目名称，其后分列：责任者、发表（出版）单位或部门、发表（出版）时间或起止时间等。附《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内有关宋代内容资料标题》。

岳阳，古称巴陵，唐宋时称岳州，因其北扼长江、西临洞庭而为冲要之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将岳阳的名声传布天下。往事越千年，在今岳阳各地发现了不少唐宋墓葬。精巧的墓葬结构，栩栩如生的陶俑，清新淡雅的瓷器，无一不透露出唐宋时人的生活面貌与文化雅趣。这批唐宋墓葬在墓葬形制演变、陶俑造型风格、瓷器窑口辨析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可为有兴趣者观之。

本编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迄于宋帝昺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尽最大之可能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全书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补了三千多篇、五十余万字的诏文。
对所收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所校诏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诏文，此类诏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载，而我们采用的每一篇诏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编纂时间早、诏文全的原则收录，所校勘的材料则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察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工作底本，通校二至三个版本，并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辅编年録》、《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録》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
本书所收每篇诏文皆尽可能系年。通过考订现存宋代史籍所载史事，如《长编》、《宋史》、《靖康要录》、《中兴馆阁录》及《续录》等史籍，以及宋元方志、碑传墓志等，准确考订出了现存宋人文集所载很大一部分诏文的确切年代；其余无法确定准确年代的诏文，则根据草诏者任职两制的时间，并结合诏文所述史事蕴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
本书的分类，主要参考了《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等，全书共分‘帝系’、‘政事’、‘官吏拜罢’、‘典礼’、‘舆服’、‘职官’等二十类，许多门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军事’类下又分‘兵制’、‘兵器’、‘马政’、‘兵事及其他’四小类；又如‘典礼’类下又分‘总论’、‘南郊’等目，‘南郊’目下又分‘布告’、‘赦文’、‘册文祝文青词表文’、‘其他’四小目。同时，诏文的着录采用互着方法，即一篇诏文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内容，除在主要门类中着录此诏文外，又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着录其篇名，并注明‘文见某某类’，使研究者达到以类查阅资料的目的。此外，我们又在书后编制了人名索引，尽可能多角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查阅资料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