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佛陀實錄的《佛般泥洹經》系譯典研究，注目漢地對印度佛教的接受與理解。
以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譯，探討形成中國佛教、佛學、禪及影響思想文化的過程，在向印度佛教探源中，論述佛教融攝吠陀觀念及轉換創造。

对于中国佛教艺术与域外关系的研究，人们大多关注来自印度的影响，少有研究中国佛教造像的对外输出。以往由于佛教实物的缺乏，无法验证古文献记载中六朝佛教文明的辉煌，导致对朝鲜半岛、日本早期佛像来源的认识，多注重北朝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南朝佛教造像的新发现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有条件进一步论证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形成过程中，南六朝的主导性作用。本书对中国与海东地区佛教造像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探讨东晋、南朝的佛像样式特征，及其对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日本飞鸟白凤时期造像的影响和传播路径，确立六朝在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先进地位。

本书依据大量史料文献，对北京白云观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具体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研究了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第二部分研究了白云观与民初社会；第三部分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第四部分研究了白云观与近代宫观制度的改革；第五部分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白云观的诉争。

《《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以版本的不同，把《大般涅盘经》的异文分为两部分来谈：一是敦煌写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文字学意义上的，主要研究其类型、成因及意义；二是传世刻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校勘学意义上的，主要以《大正藏》为材料，通过调查和比勘南北两本《大般涅盘经》之间的异文，考察南、北本《大般涅盘经》在语言上的差异。

"Greek Buddha" shows how Buddhism shaped the philosophy of Pyrrho, the famous founder of Pyrrhonian scepticism in ancient Greece. Identifying Pyrrho's basic teachings with those of Early Buddhism,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races the origins of a major tradition in Greek philosophy to Gandh?ra, a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ern India.
Pyrrho of Elis accompanied Alexander the Great to Central Asia and India during the Graeco-Macedonian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the Persian Empire in 334-324 BC, and while there met with teachers of Early Buddhism, a philosophy that Beckwith analyzes in depth. Using a range of primary sources, he systematically looks at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Pyrrho and of Early Buddhism, including those preserved in testimonies by and about Pyrrho, in the report on Indian philosophy two decades later by the Seleucid ambassador Megasthenes, in the first-person edicts by the Indian king Dev?n priya Priyadar?i referring to a popular variety of the Dharma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BC, and in Taoist echoes of Gautama's Dharma in Warring States China. Beckwith demonstrates how the teachings of Pyrrho agree closely with those of the Buddha kyamuni, "the Scythian Sage." In the process, he identifies eight distinct attested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 ancient northwester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including Early Zoroastrianism, Early Brahmanism, and several forms of Early Buddhism. Beckwith then shows the influence that Pyrrho's brand of scepticism had o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thought, first in Antiquity, and later,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great philosopher and self-proclaimed "Pyrrhonian," David Hume.

"Greek Buddha" demonstrates that through Pyrrho, Early Buddhist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estern philosophy.

《白云观访信录》是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研究性著作。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道士的日常生活、工作职责、具体分工，观宇的清规戒律、救济功能，以及祭神的分类、仪式、贡品等内容，并提供了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的住观道士的资料。第二部分探源溯流，对白云观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分别介绍了唐、金、辽、元代白云观的发展概况，对天长观、长春宫与白云观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基本阐释。第三部分回顾了全真教的成立过程，介绍了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并涉及始祖王重阳、二祖马丹阳的生平事迹。第四部分实则为作者实地考察白云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包括观内的饮食住宿、管理上的矛盾、各圣殿的布局风貌等内容。

本书是论述中国三阶教的创立、发展、被禁，最后湮灭的史实。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中国佛教史领域关于三阶教的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没有出现。本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考古资料和作者本人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对三阶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书从历史梳理到思想分析，从修行实践到社会影响，对三阶教做了较好的研究，是三阶教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力作。

《首译之功：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是李奭学多年学术研究的心血之作，也是研究明末清初西学东渐风潮与影响的最重要的中文著作。这本书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一般历史，文学史以及翻译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而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社会的文化风潮，更为全面地展示了晚近中国的面貌。

由於航海技術的發達，宗教已經不只侷限於一個國家，本書以大航海時代為背景，針對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做研究，但是，全世界那麼多國家，為什麼選擇越南呢？主要是越南是東亞重要的國家之一，因越戰被世界關注，又因近年經濟起飛使它成為東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個國家快速成長，它的文化當然不可被忽略，政府執政當局會因不同政權而對基督教有不同做法，例如：利用傳教士來促進南北方貿易及軍事上合作的關係，但是傳教士的關懷是下層的百姓，並不是政府利用的工具，故成為政府的對立面，政府如果得不到他國支援或受西方人威脅，傳教士往往就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雖然這影響的方面很大，但是就單一面而言，傳教士甘冒風險傳教事業，他們的殉教精神令人動容，當時這種殉教精神被轉化為傳教者的桂冠，贏得信徒的歌頌與擁戴，本書在研究過程中深深了解神職人員的偉大，也感念他們的奉獻，讓基督教得以全面發展。

❀本书从多角度进行研究，采用了许多新文献资料，引领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前沿。
❀编辑推荐：
本书是龚隽与陈继东老师近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汇总，从不同角度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诸多议题，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是龚隽、陈继东教授近十几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本专题以东亚近代佛教学术史和中国近代经史学的流变为经纬，分别从不同专题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之诸多议题。这些研究大都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大往前一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新材料的发现、问题意识的开发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对于近代东亚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共计字数约40余万。
❀摘录试读
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清一代学术出现了回归原典的运动，被学者们称为“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经学经由汉宋兼融，一变为汉学独尊，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再变而为今文经学，主以经世致用。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连带而引发了佛学研究上的兴味，特别是对佛典的研究，就依附在儒家经学的复兴运动中成为思想界之一伏流。晚清以来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不难发现其与经学之间的密切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
嘉道时期，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多兼治佛学”,而以“微言大义”来加以诠解。晚清不少学人发现，经典仍然是中国思想价值的核心，他们从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中领悟到，现代性是可以从古典复兴开始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今文经学者贯经术政事于一，并借用佛教经术来饰论政治，“应用佛教”于焉而成为思想界的一种潮流。即使具有古文经学倾向的学人，如章太炎也不免受此流风影响，对佛典的研治并不倾向于在考证方面做拓展，而试图以此去建立起道德的“真界”。
到了民国，佛学之风转为精研学理，佛学经典之研究益趋丰富，汉学的方式曾一度流行于佛典的研究上。与传统治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佛典研究不再是简单地回复到传统经学的形式当中，而是融合了近代新知。如传统汉学的治经重于文字训诂，而近代佛学治经则把西方佛典研究中之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治经学中；同时经史学关系的重大改变，也迫使佛典研究中的史学意识不断增强，论经不尚空疏,亦不局限于义理。学人们开始广刻唐人章疏，勤勘经典，异文研求，论辩义理，使佛学不断转趋翔实精纯。正如有人所说：“宋元以降，纯佛学上研讨之风，未有如此时之盛者。”佛教经学的研究此时也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的佛教经史学典范逐渐而成。

《古以色列史》为德国现代宗教史学大家尤里乌斯·威尔豪森撰写的一部古代以色列简史，全书言简意赅，内容凝炼丰富，记述了以色列民族的演变以及“摩西五经”的成熟在以色列宗教改革和民族认同过程中发挥的内外作用。威尔豪森记述的古以色列史集中呈现了他对“摩西五经”成书背景及其政治、宗教地位的开创性见解，其核心问题在于： “摩西五经”究竟是以色列民族的起点，还是犹太教的起点?此外，全书也详细描述了古以色列人在各个时期与不同民族及其宗教不断融合、分化的过程，尤其涉及以色列民族的“约法”观念对于其民族塑造产生的重大意义。对于任何读者而言，无论是着眼于以色列宗教史、《旧约》发展史，还是以色列民族演变及其政治神学观念，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深邃的视角。

迈克尔·李维斯（MichaelReeves）是“高校基督徒团契”（Universities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一个支持在全英国高校中传福音的慈善机构的神学顾问，作者此前在位于伦敦朗豪街的万灵教会（AllSouls Church）担任助理牧师，并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获得系统神学博士。

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杨庆堃是）对中国宗教进行功能分析之第一人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精装）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名人推荐：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供了中国自身文化的重要信息，阐述的是对中国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宗教、祭祀仪式和信仰。对此，杨庆堃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表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家庭、阶级、民间团体、行业、经济活动和朝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些阶层、宗教和社会都是相互影响，又互为支撑的。宗教的传统同时又是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他所有的这些贡献，都对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杨庆堃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之作，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杨氏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证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宗教和社会各方面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同时证明了宗教传统构成了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这部著作是中国宗教研究中最新的尝试：试图把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并将其思考和实践融合进社会。迄今，……因为杨氏的书，社会学传统在此到达了一个顶峰，他使中国宗教成为一个实体。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本书试图回答：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

在汤因比的历史观中，宗教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认为宗教对于认识人类本性、纠正人类的自我中心是必不可少的。本书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可以说集中概述了作者的全部宗教思想。全书分两部分，分别是“高级宗教的萌芽”和“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太谷学派具有相对独特的组织结构与活动特征，其学说信仰及思想具有一定的内涵与吸引力。太谷学派在生存过程中不断调整其民生互助的发展模式，经历了近代政治社会历史环境的考验，并与当代社会良性共存，成为我们研究近现代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发展历史与趋势的“活化石”。通过对太谷学派生存历史及信仰的考察，说明其信仰思想及生存阶段、内容等基本问题，从而为深层次的学派研究提供一个更加明晰的思路与平台。对学派的信仰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弄清中国近现代转型期中的儒、释、道三教在民间的蓬勃活力及其变异，并极大的丰富我们对于近现代宗教史、学术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中的多向性、多元性与交融性。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以一个具体概念在公元1-2世纪这个时段的复杂演变为主轴，由此引出马克安（Marcion c. 85 – c. 160）独特的思想贡献，而马克安的再发现或者说对马克安的这样一种新颖解读又深化了我们对早期西方思想史的理解，进而对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作者以提问的方式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经典的成书过程并进一步反思与此相关的一些正统观念得以确立的缘由。各章的叙述兼顾文本与思想史两方面的内容，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将细腻的文本分析与宏阔的思想史考察糅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马克安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纵向的历史演进与横向的学派竞争论辩当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宗教在近代中國史的重要性，不只關注宗教傳統如何適應國家政策，同時也探討宗教在構成近代華人社會與文化成長所扮演的角色。舉凡文學、文化、藝術、政治等領域，目前學界已經有可觀的成果，揭示這一時期對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宗教在近代中國史的重要性，不只關注宗教傳統如何適應國家政策，同時也探討宗教在構成近代華人社會與文化成長所扮演的角色。舉凡文學、文化、藝術、政治等領域，目前學界已經有可觀的成果，揭示這一時期對於中國現代性的形塑力量，宗教方面也正在急起直追。在此一研究趨勢中，編者集結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及其合作伙伴的著作，嘗試以宗教作為重探中國近代史的關鍵點，分別探討三方面的問題：地方上民間信仰結構的轉型、宗教知識的創新、菁英份子宗教信仰的新形態。於中國現代性的形塑力量，宗教方面也正在急起直追。在此一研究趨勢中，編者集結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及其合作伙伴的著作，嘗試以宗教作為重探中國近代史的關鍵點，分別探討三方面的問題：地方上民間信仰結構的轉型、宗教知識的創新、菁英份子宗教信仰的新形態。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顾名思义，即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在目前出版界颇着意于“时效”的风气下，来谈这 本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