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从技术、租金到制度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尝试为这样的问题提供自己的答案，即提供一个可以描述人类社会基本行为的理论框架，并从中获取理解社会基本制度的基本思路。笔者汲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制度理论和契约与组织理论三种理论的有益要素，认同社会制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在于物质方面，而且物质的核心因素是技术。与主要强调生产技术不同，《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从技术、租金到制度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拓展了技术的概念，认为社会有多种基本的行为，每种行为都有对应的技术特征。从制度与契约理论中，提取了关于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把制度看作一种围绕资产所订立的契约，社会的制度就可以看成是社会中几种（与行为、技术相对应的）基本的资产之间根据其特性而订立的契约，其核心在于对社会产出的索取权。
我们把人看作是一个有获益动机并同时具有生产、破坏能力的主体，而社会则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笔者用租金这一蕴含着个体理性基础的概念描述了这种一般的关系，在租金的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对技术、群体（组织），基本制度，制度决定与制度变迁、社会福利函数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复杂的社会展示了一种广阔而统一的思路。在分析社会基本制度的决策时，笔者从社会中抽象出三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即生产行为、暴力行为和公共筹资行为。这三种行为的特性决定了社会在博弈中的地位和最终收益。
在此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试图用此来理解社会在这两种基本制度——官僚制和封建制之间的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的几类核心的群体（即几种技术和社会必然呈现的若干功能）——生产者、暴力组织和官僚组织的博弈情况，通过计算辖区和官僚贪污这两个中间变量，最后通过计算社会剩余来理解各种技术和外部环境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及具体机制。
模型分析表明，尽管相对封建社会，高统治者皇帝更偏爱官僚制，但官僚技术会对官僚社会能否存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官僚技术很低的社会无法承担高昂的官僚成本（征税、培训官僚，特别是合谋产生的贪污）。外部威胁的增加和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会增加官僚社会的优势。尽管官僚制社会可能需要更高的生产力以承担官僚成本，但相比封建制下的封建主，官僚制下的皇帝支持生产力提高的动力更为欠缺。

在这部分析官员行为动机与官僚组织运行机制的经典之作中，作者用简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美国版的《官场现形记》，让我们洞悉官员的心理与行为，把握官僚组织的决策机制，从而加深对官员和官僚组织的理解。
本书是剖析官员与官僚组织行为、透视官僚制内幕的经典力作。本书构建了一种有用的决策理论，该理论通过对官员动机、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分析来帮助人们认识官僚组织的行为，从而提高决策质量。作者将官员分为权力攀登者、保守者、狂热者、倡导者、政治家等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官员的动机、目标和行为对官僚组织决策的影响，探讨官僚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及其所处的环境对其结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即使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之中，人也不能轻易停止存在，人仍然是一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作者将马基雅维里和帕金森的论述与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赋予官僚体制中的“政治人”以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决策、去行动。本书为后来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普鲁士是近代欧洲典型的“官僚国家”，具有独特的规范，官员的法律地位、责任和义务、选拔和培训的方式皆有独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普鲁士的官僚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特征是封闭、特权和等级意识，但这些特征不是封建制度下的再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普鲁士的历史进程刻上了官僚统治的深刻烙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官僚推动了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但在政治领域，官僚却阻碍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普鲁士官僚制度是进步和落后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