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教授的“国语语法论”讲义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写这本书是为了向有志学习日语语法的人介绍日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并与读者一起思考一上结语法方面的问题。
本书旨在使读者感受到“思考型语法”的乐趣所在，为此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日语描写语法的重要语法项目，以及基于不同立场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其他语言、古代日语及语用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导读”和正文部分适合一般的日语学习者阅读，包括了日语语法的基础知识；该部分同时也可作为日语专业学生语言学入门或提高语言能力的学习资料，全书贯穿了对语言进行分析探索的观念。
精心设计的“思考题”和参考资料翔实的“内容指南”相当于名师的指导，有助于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计算社会科学（CSS）是一门融合传统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环境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新兴的交叉学科，深受赫伯特•A. 西蒙（Herbert A. Simon）等20世纪学科先驱的启发，试图通过计算科学和计算技术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
本书阐述了计算社会科学的四种方法，即社会信息的自动提取、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理论、社会仿真建模，并探讨了一系列方法工具，阐明了如何利用计算方法进行不同层次的社会复杂性分析，考察了社会现象语境下知识的跨学科整合。
计算社会科学提供了系统、科学、图形化的表达方式，这在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相当罕见。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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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文化对于积极心理学的影响，首次系统论述积极心理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这在积极心理学著作中独一无二的。
 当代版税收入最高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作者戴维•迈尔斯特别推荐。
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主席彭凯平教授作序推荐。
【内容提要】
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兴领域，积极心理学是揭示人类的优势和促进其积极机能的应用科学，致力于识别和理解人类优势和美德，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得更有意义。
《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由积极心理学的两位开创者C.R.斯奈德和沙恩•洛佩斯撰写，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第一部综合性的教科书，也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积极心理学专著。《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不仅全面地总结文献，而且精心设计了练习和专栏，鼓励读者将积极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实践，由此将积极心理科学带入生活。书中所阐述的主题包括如何应用积极心理学来改进学校教育和工作，以及如何提升人们相互协作的生活方式。
本书不但适合于心理学专业学生学习积极心理学，也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者的必备手册，同时也可以帮助普通读者发展个人优势、增进幸福感和建立丰盛的人际关系。
【评论】
积极心理学正日趋成熟，本书应运而生。两位作者斯奈德和洛佩斯都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共同撰写了《积极心理学手册》，这部巨著奠定了积极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斯奈德的著述丰富，教学成就斐然，你可以相信本书是一部及时而一流的著作。
——戴维• 迈尔斯 美国霍普学院心理学教授
当代版税收入最高的心理学家
本书第一作者C.R. 斯奈德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他和沙恩• 洛佩斯编写的《积极心理学手册》（2002）以及这部《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是近年来该领域里程碑式成就。这部权威教科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推动我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也必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推荐序
心的境界与幸福的梦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彭凯平教授
我幸福吗？什么是真实的幸福？如何实现幸福？有没有脱离红尘的幸福？
在每天看似简单重复的日子里，总有那么几个须臾之间，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这几个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往往在答案还没有明了之前，我们已不得不被时间的双手推入到另一个开始。2012 年10 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叫《你幸福吗？》的节目，采访街头普通的中国人，记录下一些生动有趣、朴实无华，但有时又令人意外的回答。它表明，我们中国人关心幸福，向往幸福，可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幸福。
但这并没有妨碍幸福在中国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词。从积极心理学的历史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 低于 3000 美元时，人们主要关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但是，当人均GDP 超过3000 美元之后，人们就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需求，比如精神、文化和幸福的追求。中国已在2008 年越过了这个门槛。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相互的问候往往是：“你吃了吗？”，如今，中国人可以说开始问：“你幸福吗？”这次中国最权威的电视台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聚焦在国家大事上，而是关注普通老百姓心中的幸福，这是一个观念的变化，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化时代，现代化的时代会产生现代化的问题。幸福与我们渐行渐远，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悖论。比如说，中国的学校已经成为幸福的一大“误区”，因为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应试教育系统下，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实在是令人堪忧。甚至有些孩子希望有灾害发生，那样自己可以不用去学校上学了。
中国的企业深受富士康事件的触动，开始开展“幸福企业”运动，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幸福女性”“幸福人生”“幸福社区”“幸福力”之类的课程开始流行，任何名字里带着“幸福”两个字的书都在热卖。但这场幸福热潮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这个领域基本上已经成为成功励志学和心灵鸡汤的天下。还有一个更讽刺的现象叫“ 被幸福”，意思是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意愿去定义幸福，并修改统计数据，假造老百姓幸福的表象。
这些问题都可以由“积极心理学”来纠正。积极心理学是由一群杰出的心理学家在1998 年创立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马丁•塞利格曼，他把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概念，转变成一门结论可靠、方法严谨的科学概念。塞利格曼在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更是全力推动积极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比“幸福学”的含义更广泛。它研究人的所有积极心态，比如积极情绪、优秀品格、道德美德、幸福组织、创新卓越等人类美好的心理活动。它教人如何愉快生活，如何做一个善良、有道德、有理性的人。积极心理学倡导人首先要正心，这是做任何事最重要的核心。塞利格曼在他的新书《持续的幸福》里提出“全面幸福”，来替代通常所说的“感觉幸福”。他把幸福定义为五个因素：正面情绪、身心投入、良好关系、人生意义和生活成就，而品格优势则是它们的共同基础。他认为，这五个因素（和整个积极心理学）代表了人在不受外界诱惑或强迫时会选择追求的目标。
积极心理学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积极幸福带来的不仅是个人、情绪上的益处，还有道德和社会上的益处。例如，幸福的人有更多的利他倾向，更可能去帮助别人。幸福的人更少种族歧视、更少攀比，并且更容易宽恕别人。总之，幸福能让人成为更好的公民。一个更幸福的中国，也将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中国。当你害怕、有压力或郁闷时，你脑中运行的是分析批判性思维。当你的情绪更正面时，你就能更好地完成创造性任务。
因此，积极心理学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时尚概念。从百度的点击率分析来看，2009 年前没有多少人关注积极心理学，2009 年开始出现很多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点击。2010 年点击率达到了一个高峰，正好与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同步；第二次高峰是去年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现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百度每年的点击率已经上万。
积极心理学的未来在中国一定很美好，它能让我们认识到人性的积极，知晓幸福的含义，领悟幸福的感受，最重要的是学习到如何追求幸福的方法。 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做一个幸福的人，共同建设我们幸福的大家，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国人的蓬勃发展之梦。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蓬勃发展的科学，它可以提升幸福，让中国人更坚韧、更充实，让中国社会更稳定、更繁荣。梦是心理的现象，梦也是心的寄托。中国梦，一定是一个积极心理的梦。
本书第一作者C.R. 斯奈德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他和沙恩•洛佩斯编写的《积极心理学手册》（2002）以及这部《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是近年来该领域里程碑式成就。这部权威教科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推动我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也必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游刃集荃猷刻纸》包括：旧作；庆贺；乐舞；文物；花草；拾萃六部分内容。

人类行为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对象和逻辑起点，《计算社会科学引论:从微观行为到宏观涌现》在深化社会经济行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人类社会复杂现象的行为成因、传导机理和演变过程等；用观点鲜明的大跨度交叉学科方法，将学术观点与研究内容紧密相联：既包括极具特色的异质交互主体多元行为属性内生化分析的原刨理论，又有基于主体行为的一体化建模（ABM）、社会科学仿真模型和软件、计算博弈论和计算模拟实验等方法介绍，还有在集体行动、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历史、语言传播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管理中行为建模计算的应用案例和经验，凸显用微观行为分析建模和计算实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宏观复杂问题的“通宏洞微”特点，在行为基点上借助计算实验方法，促进各分支学科的整合，解决复杂情景决策，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在“本质直观”的天赋上，舍勒独占魁首。根据舍勒的理解，现象学是一种独特的直观行动，把握最原初的实际现象，而非从既有理论引导出来的现象。从基本情感现象学分析出发，舍勒向具体的基本价值感现象推进，分析同情、怨恨、害羞、懊悔、受苦感，恭顺感，广为论者称道，这些分析与他关注的现代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问题丝丝相扣，让人叹为观止。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左司员外郎、考功郎中、户部郎中、度支郎中、仓部员外郎、膳部郎中、土客郎中等。

《汉译经典020:我们内心的冲突》讨论了人内心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汉译经典020:我们内心的冲突》系霍尼的成熟之作。

哈贝马斯经典著作 以跨学科的宏大思想重新审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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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所著的一本经典著作，在这一著作中，哈贝马斯系统阐述了交往行为理论这一原创性极强的哲学思想。现代性的症结在于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诸功能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交往行为理论就是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在本卷中，哈贝马斯分别从普遍语用学行动理论的角度，阐明了一个比工具理性内涵更加丰富的交往理性概念，由此诊断了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片面合理化，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潜能，为一门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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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是当世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哲学和社会学的贡献影响广泛，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良心，即便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对认识论、语言哲学、宗教哲学、民主理论、法学及社会理论领域多有贡献。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重要作品，在本卷中，哈贝马斯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了规定，并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中详细展开了他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考察。
本书的译者是哈贝马斯研究专家，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理解十分充分而透彻。本书译文十分流畅，虽然原书很具理论深度，但译文读起来并不艰涩，可见译者对于原书的消化咀嚼已十分到位。

我们已经见证了社交媒体、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科技奇迹的诞生与进化，这些科技工具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和深度采集并处理有关人类行为的数据，从而为研究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这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将彻底改变下一代社会科学家和数据科学家探索世界的方式。
 大数据的10个共同特征是什么？
 如何通过数据预测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 如何在短时间内对100万个星系进行分类？
 大规模数据采集面临着怎样的道德伦理困境？
 科技公司是否在监视我们的行为，数字时代是不是将我们带进了“全景监狱”呢？
在计算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作者阐述了数字革命如何扭转了社会科学家和数据科学家观察行为、提出问题、开展实验和进行大规模协作的方式，详细描述了大批真实的案例，并且划定了面临伦理挑战时需要遵循的4项原则。
这本书用全新的数据模式解锁了社会学。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本跨界指南之书；对数据科学家来说，它是一本素养提升之作。

李格尔在其不长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艺术科学的理论探索，卓有的建树，被当代西方艺术史学泰斗贡布里希誉为“我们学科中最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李格尔改变了19世纪的艺术史写作方式，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为艺术中史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被公认为是现代艺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以他的三本名著《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和《荷兰团体肖像画》为线索，评述其主要学术思想以及与西方学术传统的联系，概括了他的理论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艺术史的建立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并对他的著名的“艺术意志”的概念作了初步的批判。

被肯尼思•克拉克描述为“我所读过的最才华横溢的艺术批评著作之一”的《艺术与错觉》，是一部有关制像的经典研究。它试图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何以会有被称作风格的东西？这个问题也许简单，却很难回答。贡布里希教授对图画再现的心理学及历史的探索，充满睿智而包罗万象，从而引领他进入许多重要领域。在说明肖像制作远比它看起来要困难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贡布里希对许多新老看法作出了考证、质疑与再评价，那些新老观点包括模仿自然、传统的功能、抽象问题、透视的有效性，以及对表现的解释。
本书虽然出版于40多年前，至今仍不失其活力与重要性。贡布里希为理解艺术和处理复杂的观点与理论问题提供了缜密的科学发现。他对人类大脑无穷无尽的能力，对人类观看世界与制作和观看艺术时的微妙关系始终抱有探究之心。当验证各种假说时，他以他深厚的学识和与生俱来的清晰的表达能力，提出了符合科学精神的论辩。再现是艺术史最基本的问题，而《艺术与错觉》是任何对理解艺术有兴趣的人的必读书。《艺术与错觉》第六版包括最新增加的序言，作者在其中讨论了图像与符号的关键差别。

谁是智商测试的奠基人，他和达尔文有什么关系？第一次大规模智商测试是在什么时候，其结果如何？纳粹德国的遗传病法庭上的智商测试是如何进行的？智商能测出什么？作者揭示了智商测试的历史和原理，但第一章的题目却是“智商测试的先天缺陷”。

《西方哲学史（修订版）》是一部系统讲解西方哲学史的大学教材。与国内现有的同类教材相比，《西方哲学史（修订版）》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突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和精神实质，将哲学史看作是哲学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力图把不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各个哲学派别和各种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把握；在内容上分为五章，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16—18世纪西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终结与向现代哲学的过渡；修订时更注重章与章之间的启承转化，力求体现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详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是引导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探究西方哲学堂奥的难得向导，适合高等院校哲学专业学生及有兴趣的读者学习使用。

本书阐述了1945年以来英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史，包括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发展背景、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并从行为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应用地理学与关联性的争论、地理学中的激进学派等新进展进行了具体解析，最后加以评述。

收录中国本土鸟类1384种；计照片3100多张；依据文献绘制全新的分布图；相似种辨析实用性强。
结合文献资料，由赵欣如老师带领的观鸟学者和一线高手主编的全新的中国观鸟手册。《中国鸟类图鉴》收录了中国新记录以及鸟类分布范围变化等。对于某些辨识难度较大的类群，如：隼形目、柳莺等加大了横向对比说明。因此，《中国鸟类图鉴》是目前国内观鸟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必备的日常参考资料之一。
《中国鸟类图鉴》是一本适于在中国境内开展野外鸟类研究与观察的工具书，它能够帮助读者快速识别鸟的种类，并及时了解其生物学与生态学的简要特征，包括鸟类分布的时空特征。此外，通过这本书，我们识别鸟类，不仅仅是认得鸟种，叫出名字而已，还可以让我们懂得鸟类的行为、理解鸟类与环境的关系。

《愧郯录》是南宋人岳珂撰。书名“愧郯”，取《左传》孔子问旧典于郯子之意，自谦有愧古人。本书是一部记载宋代典章制度，考证前代掌故旧典的史料笔记，对于研究宋代制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次整理，以最全的四部丛刊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部分以澹生堂抄本配补）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杨氏海源阁藏宋刻本、明万历年间岳元声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底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为通校本，全书使用全式标点、加专名线，便于读者利用。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股市的每次崩盘既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有相似的趋势表现。随着交易速度不断加快，复杂性层层渗透，新一轮危机正在酝酿……
本书对美国股市百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关键人物和决定性瞬间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将带领读者拨开历史的迷雾，踏上一场跨越百年的冒险，揭示五次崩盘如何影响和定义今天的美国，重塑当今世界格局，并为预防和挽救下一次金融危机提供重要参考。
大崩溃背后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弱点、戏剧性的崩溃和英勇的救援。回望历史、反思当下，在冷酷的市场面前，这些故事也给现在的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决策部门带来了更深层的启示：重大的崩盘事件如何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如何及时识别风险的征兆，保护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