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包括了：杨柳与信仰：作为生命神灵的植物、杨柳信仰：生命崇拜与第三关系、神佛之木：守护生命与驱除鬼疫、妖鬼之木：由神木到鬼木的颠覆性变异、《万叶集》的柳蕴与中国的《折杨柳》、柳圈等内容。

本课题通过中国与东亚古代诗文中物质事实与文学关系的阐释，第一次提出除了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两种方法以外的，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即文学的考古学方法论。其理论价值在于：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从来没有提出过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也没有将第三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不同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新的观念与方法，从学术概念到研究方法都是新的尝试。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根据其本人20余年来不断积累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总结提出的，个案的研究实践是第三种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种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就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这种理论源于实践，不是源于西方理论，不是以新的概念包装的旧的知识。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是一部具有革新意义的比较文学教材，同时又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著。与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比较文学教材不同，它并不泛泛介绍、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学理，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中日韩东亚三国比较文学的美学特质，为东亚比较文学研究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途径。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研究的视角。从事中日或者中韩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已经在中日、中韩或日韩文化与文学交流方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对东亚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从中日韩三国的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东亚文学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存在进行了考察，高屋建瓴地阐述、论证了中日韩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从国别文学研究或者两国的文学研究所不能看清的问题。就道教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而言，如果仅仅进行双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无法揭示其真正的内在联系的，因为道教并非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而是在公元7世纪后期通过韩国传到日本的，韩国作为中日关系的媒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通过中日韩三国“三神山”的道教传说的研究，作者则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意象的产生与演变，极大地丰富、完善了该意象的研究。儒学也是通过韩国传播到日本的，而非直接由中国传入的。韩国在接受儒学和道教文化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第一次筛选；日本所接受的儒学和道教文化已经过了韩国文化的过滤，不可能不带上韩国文化的特点。中日韩三国之间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决定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绝对不能避开第三者而进行相对单纯的“两者关系”的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有效避免了在东亚文学比较研究中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失之偏颇。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是一本研究日本形象演进和发展的专著，采用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实证研究方法。日本形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中日的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也取决于中国文化自身观察事物的方式。各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日本形象，总体而言日本集体形象有两种：一是仁者日本的形象，一是兽类日本的形象。中国古代文人注意描写了日本的习俗、文学、艺术、物产等。其中既有中国文人想像的日本幻像，也有符合社会、自然等的日本实像。由此不仅可以看到作为他者的日本形象，也可以通过日本形象反映中国文学与文化自身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