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从向上探索了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内在轨迹，揭示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横向上跑细了文学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展示了不同时代文学的主导倾向。全面整理、研究、总结了传世文学文献，为学界提供了学术研究途经。

汪中(1744～1794)
清代学者、骈文家。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后绝意于仕进。
汪中出身孤苦，幼年无力求学，由寡母启蒙。后因依书商为佣，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他禀性耿直，疾恶如仇，尤其能不囿时俗，讽谕权贵，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立异说，标新论，因此被当世视为狂徒，使他受到种种冷遇和迫害。汪中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只得依靠当幕僚和卖文为生。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他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荀卿子通论》，都是博学深思、独具卓见之作。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作有《述学》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此书汇录了作者二十多年中唐文学研究的成果，由“中唐文学”、“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专辑组成。作者将中国学者视中唐为古代诗史转折点的看法进一步推广到整个古代精神史和文学史，认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自我意识方面的许多表现都有特别意义。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展现了晚清中国书籍史上重大的技术变革，多维度描述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的关系。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关系微妙的今天，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
近代以来，新兴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的出版能量，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技术变革急剧加速的步伐中，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进入以上海为出版中心的中国，并逐渐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书局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促使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亦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这些在物质技术推进中的文学景观，处处展现了文学观念和文体破立的消长，具有重大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