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3月，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4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
2003年在韩国东南部的庆州发现其藏珍本。2007年韩国正式整理出版，分影印本和校点本两册。
元顺帝时官撰。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户令》，曰《学令》，曰《选举》，曰《宫卫》，曰《军防》，曰《仪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禄令》，曰《仓库》，曰《厩牧》，曰《田令》，曰《赋役》，曰《关市》，曰《捕亡》，曰《赏令》，曰《医药》，曰《假宁》，曰《狱官》，曰《杂令》，曰《僧道》，曰《营缮》，曰《河防》，曰《服制》，曰《跕赤》，曰《榷货》。案《元史·刑法志》载，元初平宋，简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咨各衙门，将原降圣旨条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英宗时复加损益，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制》。自仁宗以後，率遵用之，而不及此书。据欧阳元序，则此书乃顺帝至元四年中书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颁行於至治之癸亥，距今二十馀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吏或舞文。请择老成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上乃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编阅新旧条格，参酌增损。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书成，丞相阿鲁图等入奏，请赐名曰《至正条格》。其编纂始末，厘然可考。《元史》遗之，亦疏漏之一证矣。原本卷数不可考，今载於《永乐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本書計收彰健歷年所撰明清史論文二十七篇。彰健所著「戊戌變法史研究」內收論文十二篇，因已印成專書，不收入本書內。拙著「明史纂誤」、「纂誤續」、「再續」、「三續」、「四續」、「五續」、「六續」，因字數太多，擬另印專書，亦不收入本書內。
本書所收論文，僅「今存明神宗實錄為初修本說」及「記戊戌變法新資料四種」二篇未曾刊佈。而已刊各篇，在編入本書前，均經潤色增訂，有幾篇並重新另寫。
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曾說：研究歷史，「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能擴張化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彰健研究明清史，即遵依此一訓示，儘量尋求新材料，依據原始可信資料，繁豐細密地立說。故考論所得，有可補正實錄及正史處。知才疏學淺，所論如有未當，仍請讀者惠予教正是幸。

《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了皇帝制度的各个方面，如称呼服饰、仪仗禁卫、内宫制度、都城格局、临朝听政、继位分封、丧葬陵寝等等；下编就中国**主义皇权的发展、全面确立和腐化进行了梳理，并对皇权的基础、特点进行了总结。**终《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得出中国**主义皇权史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圈的结论，发人深省。作者对中国历史功底深厚，史实史料烂熟于胸，故能旁征博古通今引，驾轻就熟。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又对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研究，提出了一些不道理的看法，对皇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也进行了分析批评。

本书系作者在罢官后追记任普宁、潮阳两县知县时所办的部分案件，雍正七年完稿。全书分上下两卷，共24篇。

本书由梁治平将其近三十年学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编为自选集。书分为两卷：《法律何为》与《法律史的视界》，一卷侧重于当下的法律与社会，另一卷偏重于法的历史和理论。梁治平先生一向立足于“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的法律文化观，拒绝套用流行的历史分期和法律分类去撰写历史，更反对对历史作教条式的裁断，而是将法律现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法律史的视界》一书通过对自古罗马以来的中西方古代法律史和法律传统的细致研究，分析、探讨存在于古代法律制度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并在梳理这些观念和文化的同时，反思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汉语思想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经学传统中的注疏、经义、语录，子学传统中的论著体，文章学传统中的论、议等说理议论文体，都是重要的思想文体。这三大文体传统各有其形成渊源、形式特点，彼此交融互涉，共同建构了汉语思想的传统表达方式。
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表达传统，面对外来冲击，发生巨大转变，西学思想表达的论著体式，进入中国，并逐渐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将详细分析这一过程，并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由论著体简单取代注疏体的过程，而是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三大思想文体传统发生了复杂的冲突与交融。今日所谓“汉话胡说”之“胡说”的独特面貌，与这个交融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到20世纪以后，思想史上的“怎样说”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思想的内容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之间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学界对汉语思想“怎样说”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揭示汉语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从文体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汉说”究竟意味着怎样的一整套丰富的表达方式。显然，重新认识汉语思想表达形式的独特内涵，对于今天国人的“思”与“言”意义重大。

除了对歇家本身研究外，本研究还透过歇家这个中介组织来看明清社会运动，考察与之相关的制度变革细节，以及这些细节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歇家”介入了明清社会的各个领域，曾是乡民与政府对话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社会最为倚重的力量，因此通过考察“歇家”职能的延伸和变革，能够从细节方面把握明清时期上层制度变革与下层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关系及其过程，因此研究歇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本书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唐代铨选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从整个选举制度的角度考察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对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以及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一部分。研究了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条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土地占有、经营以及土地制度与时代分期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从土地制度的角度观察分析“唐宋变革论”。
耿元骊。辽宁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唐宋史、中国经济史研究。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