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指要》是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学术巨著。主要内容是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生平和思想，被毛泽东誉为“解柳全书”，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该书完全由文言文写成，征引的古籍亦全部为文言文，文辞深奥，文字冷僻，加之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典故众多，如果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字、古典文学没有一定的造诣，根本无法理解和读懂。而且，作者著书时，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精力和记忆力有限，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因此，该书亟需加以注疏和校正。然而，该书出版四十多年了，除了作者章士钊本人在出版时作了简单的注释外，尚未见到有人对它进行详细的注疏和校订。虽然2000年文汇出版社在出版《章士钊全集》重版《柳文指要》时，编者作了零星的注释，但数量极少，而且有些注释还是错误的。有鉴于此，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郭华清教授对《柳文指要》进行校注，希望经过详细注疏和校正以后，具有中等国学水平的人也能够直接阅读这部学术著作，并发现其中的错误。校注内容主要包括：一，对其引用的经典注明出处；二，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注明其字号、籍贯、出生年、官位、著作；三，校出原著中知识性的错误；四，解释冷僻的字和较为生疏的词汇；五，对部分典故加以注解，并指明其出处。六，注解其中涉及的古籍；七，注解一些历史事件，做到引用历史原典注解；八，对章士钊的原注加以补注。本校注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1年9月第1版《柳文指要》，本校注书稿分上、下两卷。

汪中(1744～1794)
清代学者、骈文家。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后绝意于仕进。
汪中出身孤苦，幼年无力求学，由寡母启蒙。后因依书商为佣，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他禀性耿直，疾恶如仇，尤其能不囿时俗，讽谕权贵，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立异说，标新论，因此被当世视为狂徒，使他受到种种冷遇和迫害。汪中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只得依靠当幕僚和卖文为生。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他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荀卿子通论》，都是博学深思、独具卓见之作。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作有《述学》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日晷文库》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无疑要承载起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从中唐到北宋，正是这样的观念，牵动着几乎所有文化人的心灵。在此期间产生的四座文学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就是典型的代表。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一步步走向对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从而使这种思考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它一旦被引入文学领域，便成为栖居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将文学导入“向上一路”，并逐渐融入古文、诗、词等各体文学的艺术机制，铸就了宋代文学的总体特性。